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说，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查办了一批重大典型案件，如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王天朝受贿一案。2005年至2014年，王天朝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现金人民币3500万元以及价值人民币8000余万元的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4月28日《成都晚报》）
收受房产100套，停车位100个，加上现金3500万，受贿总额已超过亿元，一位医院院长竟能有如此大的胃口和能量，的确令人震惊。事实上，频频曝出的医疗系统受贿案，不只是医院的院长，就连不少医疗科室的主任，似乎一下子也成了“高危”岗位。而按理来说，医院院长与科主任，作为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岗位从业者，其实本不该身处如此险境。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是曝光医院院长的惊人受贿事实，显然还并不足够，医院院长何以成为受贿“大鳄”？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态和成因，才更亟待反思。
事实上，既然权力无论大小，只要运用不当，监管失控，都难免会出问题。在这方面，医院院长和科主任倒也并不例外。尽管只是医院与科室相关事务的决策权，但毕竟掌权一方，且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利益，并遭遇利益公关。而一旦在利益公关面前无法把持，甚至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利益寻租与交换的条件，犯事儿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里面，当然不乏人性的贪婪，不过，频发的医院院长受贿案，以及惊人的受贿额，其实并不能简单的归之于院长和主任们抵挡不住利益诱惑。
无论如何，人性趋利，非要让院长和科主任成为例外，的确也是强人所难。指望院长和科主任们通过道德约束来自我救赎，自然也就不切实际。而现实中，无论是采购价格昂贵的医疗器械，还是与药商打交道，院长和科主任其实不可避免会牵涉到各种利益交易中。而为了获得医院的订单，或是获得医院的分销渠道，对于院长、科主任这些关键人物的利益公关，也注定不会停止。尤其是当院长和科主任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与约束，相关的采购流程更是缺乏起码的透明，甚至连医院的财务也完全是受院长领导，只认科主任的签字，权力运行的封闭化，不仅为权力公关和寻租创造了绝佳的条件，同样也让权力拥有者丧失了最后的救赎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医院院长成受贿“大鳄”，其实更需反思医疗机构的管理方式、财务制度以及权力运行机制。可以设想，如果医院院长的权力清单完全公开，任何行政权力的行使，都要通过必要的民主监督程序，院长个人权力受到有效约束，权力寻租的机会必然会被极力压缩。至于医院事务中所牵涉的采购利益，同样应当建立独立的财务体系，医疗器械的采购，必须有独立的询价与比价机制，并充分采纳器械使用科室医护人员的意见，而这一过程同样需要有公示期并公开决策程序。
基于此，医疗服务机构管理模式的去行政化，并对医院管理中涉及利益环节的权力建立起分权约束与监督机制，院长们才不会被不受控的绝对权力拉入受贿陷阱。医院院长才能回归其专业管理的本位，而不是在缺乏制约机制的利益诱惑下沦为受贿“大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