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了深圳36岁的IT男张斌加班过频猝死的新闻，一时间引起广泛关注，而随后南方都市报联合大粤网发起的调查，更是将上班族无奈的生存状态呈现：提及过度加班的危害早已意识到，但即便没有报酬还是需要加班，且无力改变这样的现状。
近年来，类似张斌这样过度劳累而猝死的新闻已经不少见，李茂韬、李哲、李渊等一批80后、90后受过良好大学教育的年轻人都因为过度加班最终酿就“过劳死”。
应该说，加班族的无奈与整个社会加班常态化的背景有关。企业在不断升级转型，但在强调“减员增效”的同时，也往往让社会正常劳动力的需求得不到显现。一面是就业市场不景气，许多人找不到工作，一面是企业工作任务太重，活都干不完，一个人顶几个，以至于加班常态化，超过8小时是家常便饭。
我国《劳动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涉及加班，《劳动法》也规定特殊原因延长工作时间也不能超过3小时，这是法律给予每一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合法权益的背后，是用工市场的不合理现实，现实总是逼着人们放弃主张自己的权益。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员工，也往往不会自砸饭碗拿起法律武器来抗衡。“猝死”事件见诸报端也只能算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何况《劳动法》中也并无对“过劳死”工伤定性，较低的违规成本不仅无法督促企业主动节制加班行为，就算劳动者出现“过劳死”也往往难以维权。
企业计较成本与效益是情理之中的，但企业任务如果长期只能依靠加班才能完成，是不是“减员增效”的效益真的是“减员”达到的？不是，是企业不愁招工，也就不去思索其他成本缩减途径，效率来自无数员工的8小时之外。靠什么改变呢？归根结底，还是让法律活起来。当劳工权益得到积极的法律主张和保护，强迫企业为其估价，参与成本计算，无形中，企业的“苛刻”就有了倒逼的力量。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