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主超载，变成公职部门的提款利器，他们哪还顾得上治超载，恐怕只会忙着数钞票吧。这还真不是瞎说，“车辆治超14年：多地罚款挂钩创收，给钱就能不卸载。”（12月1日澎湃新闻）
自2000年交通部《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出台以来，全国治超已14年之久，缘何超与治超仍并行在路上，难见成效？在治理公路超载的问题上，以罚代管的治超好像彻底沦为笑柄了。
记者搜罗了一下近年各地治超表现，给出了三个答案：以罚代管，罚款为上；紧一阵松一阵，运动式执法；各行其是，为己谋利。综合起来是一个意思，还是以治超作为各部门谋利敛财的创收工具，超载的车辆成为一台台移动取款机。说治超无效，好像各地主管部门很无能一样。
这真是被表象蒙蔽了，也侮辱了诸君智商。治超效果貌似不力，但在治超花样上，我们却看到各种富有创造力的表现。治超可以创收，那么最经济的市场手段应运而生，和寡头竞争的通讯市场一样，多地都曾发明过“罚款月票”、“包季套餐”。有套餐，能包月，对车主而言，反正有过路费和各种收费在前面等着，不超载别说赚钱，不亏都很难。既然有“贴心”的罚款套餐，多超多赚，车主和罚款部门，两厢受益。
而受苦的除了路桥，就是分摊到消费终端的运输成本了。最后埋单的还是作为消费者的普罗大众。经济成本之外，风险成本是最不可容忍的，前几年一些地方发生的“超载致路桥坍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惨痛悲剧，一再提醒，治超不该是相关主管部门谋利的手段工具，而应是着眼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执法行为。
而所谓“紧一阵松一阵，运动式执法”，以及“各行其是，各谋其利”等行为，本质上也是敛财思维作祟。从思想根源上，这些手握处罚权的部门，就没想过真正治理好超载问题，因为如果车车不超载，就意味着财源尽失，对他们而言不啻剔骨挖肉，自然难有真正执行力。
十几年来，“文山”压不住超载超限，甚至去年底河南永城车主因超载罚款而服毒；近日又是河南车主因不满超限处罚而服毒；治超真的是闹得天怒人怨而还不得其法吗？非也。行政罚款的制度本身才是最大的问题。超载和治超本是水火不容，却结为诡异的利益共同体。
不从立法层面限制行政权力自我授权扩权的谋利冲动，不铲除以罚代管的政策祸根，那么自由裁量的行政处罚、以罚代管就不会善终——当然还有公路乱收费问题。总之，治超若还是罚款游戏，还将逼死多少含恨车主，都未可知。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