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网上曝光一张《交警雁塔大队第四季度11月份专项整治月量化任务分解表》照片，内容显示西安交警雁塔大队各中队对11月份针对两三轮车、酒驾醉驾、渣土车、走禁线以及违停的量化任务，其中包含罚款数额和数量。（11月2日人民网）
虽然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官方微博表示，已责令雁塔大队立即纠正将工作量转换成罚款的错误做法，并通报批评。但是，这种所谓“通报批评”的处理形式，对于“罚款指标”这种执法顽疾，还是显出了司空见惯下的敷衍了事，根本没有认识到“罚款指标”的危害性。更何况，公安部在2003年8月就专门下发通知：严禁各地向公安部门和基层派出所下达罚款指标和罚款任务，凡有违者一律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对此，交警雁塔大队表示，“西安市已于2002年实行交通罚款罚缴分离制度，所有交通罚款均上缴财政。”无论是否属实，也只是为了在“罚款经济”上撇清关系。然而，即便如此，能否挽回由此产生的消极社会后果？把罚款指标化，必然导致交警在执法中为了追求指标，用罚款代替教育，把罚款所包含的消极后果最大化。对此，笔者以为，“罚款指标”与社会主义法制下的执法理念，存在着现实悖论。
所谓“指标”，就是预期中打算达到的指数、规格、标准，最终是以数据来衡量的。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不但把追求的目标具体化，而且可以激励相关人员的积极性。这对于营运管理和提升业绩，无疑是一种鞭策。然而，罚款是一种制止不良行为的手段，目的在于减少“指标”所对应的结果发生。早在2009年，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上指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执法时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扩大教育面，减少罚款处罚量，坚决杜绝给交警下达罚款指标。”其中的“扩大”和“减少”，就说明交警在执法过程中，有一定的“裁量空间”。那么，一旦把罚款指标化，必然会把“扩大教育面，减少罚款处罚量”反其道而行之。
这样做的后果，无疑会增加社会消极因素。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精神，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孟建柱曾经强调，“要积极适应执法环境的新变化，设身处地地考虑到当事人的切身感受，感同身受地体谅困难群众生活的不易，使人民群众通过交警的执法活动，既能感受到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尊严，又能感受到公安机关的关爱与温暖。”从这个意义上说，“罚款指标”必然会引发重罚款轻教育的本末倒置，迫使执法人员扩大甚至滥用法律“无情”的一面。这将直接影响到公安机关的形象，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威信。
实践证明，各种“罚款指标”的社会危害早已凸显。其中的现实悖论是：把一个力争减少的目标，变成努力赶超的指标。那么，在追求过程中，是尽力防治其发生，还是设法促成其频发？尤其是“罚款指标”，既可带来“罚款经济”下的利益冲动，更会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最终脱离执法本意，把本该用于减少交通意外的执法手段，变成追求“罚款指标”下的多多益善。这无疑背离了社会主义法制精神，与依法治国的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