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法修订草案25日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草案增加了广告荐证者的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这意味着明星在代言时将有更多规范，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和服务作证明。（8月26日《扬子晚报》）
正在审议中的广告法修订草案，对明星代言设计了诸多约束条款，其中一条“不得为未使用过的商品和服务作证明”，被网友们概括为“代言先用”。这条规定赢得了近乎一致的叫好声，并迅速演变成了一场调侃明星代言的主题娱乐。比如，网友喊代言广告的男明星汪东城回来用卫生巾。为“代言先用”叫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意取向，其意在于先用是确保广告真实性的前提。从逻辑上来说，其实未必靠谱的，用不用、有无体验跟广告宣传是否真实不必然划上等号。
立法终极目的是为了规范秩序服务的，具体到明星代言，核心是确立代言真实性的法律责任界线。具体条文涉及在尊重民意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具体的操作性。“代言先用”或许能够明星代言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比如象汪东城一样“常识错位”的代言可以避免。但是具体到司法实务，如何判定代言的产品明星是否用过？同时，如果明星没有用过代言的产品，而产品没有问题，要不要对代言的行为追责？这些问题很有可能使得条款在实践中面临两难境地，要么是再打法律补丁，发生权利误伤，要么是因为执行无据而沦为僵尸条款。
广告代言是明星商业价值的一部分，这个价值体现在公众信任的影响力上。所以，不管是从商业伦理的角度出发，还是基于公众信任的传播伦理，明星都有理由去承担其间的风险，对代言的虚假广告法律责任。不过，明星也不愿意睁着眼睛去代言虚假广告，代言虚假广告对明星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当其冲的便是个人形象。近些年来，倒在虚假代言广告上的明星不在少数，丢失了公众形象，就丢掉了公信力，个体的商业价值就缩了水，本身也是受害者。
可见，明星不代言虚假广告不只是法律底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明星的商业生命线。即便是没纳入法律调节，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也使得明星们变得谨慎起来。比如，食品、药品、保健品、奶粉一直都是虚假广告的多发区，与消费者的健康权益紧密相关，搞得不好把自己搞臭了，一个广告成了代言生涯的一锤子买卖，这个风险不得不防。换言之，多数明星已不接食品、药品类的代言，并不是法律底线约束后的选择。
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是法律成本与诚信成本低廉双重约束失软的产物，规范明星代言不是限制其行为，而是限制其冲动，增强代言的社会责任感。对此，消法从代言产品“不吹牛”上筑起了法律底线，广告法的修订只需要对接即可。对于规范明星代言的真正要补齐的是诚信约束的短板。比如，建立“不良品牌”与“不良代言”双向黑名单制度，让选择出现禁区，让明星们象珍爱羽毛一样珍惜自己的代言形象。或许这才是广告法修订所应关注的。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