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第3天，58岁的刘向明带着妻儿离开苏州，回到500公里外的故乡邳州。这是他18年来第一次回家过节。18年间，除了漂泊和拾荒，刘家的生活主题就是造娃。夫妻俩育有10个孩子，这个“秘密”一直不为计生部门知晓。5月26日，5岁的老七在苏州的一个水坑溺亡，经当地媒体报道，超生之事才被曝光。对于超生行为，自称“全因不懂避孕”。（6月9日《京华时报》）
超生行为的发生，各有各状况，人人都能找出一堆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辨护。但在法理上，超生行为一旦发生，就已触犯法律。因此，无论是“老谋子”的“父母逼生”，还是这里的“不懂避孕”，都不能为违法买单。执法机构，应遵从“法律至上”原则，该追责的追责，罚款的罚款，而不能袖手旁观。
但这并不意味国家可以对穷人超生的无奈以及痛苦无动于衷。从孩子的权益角度说，对于超生孩子，国家有托底保护的义务，不能丢掉“生存至上”这个伦理原则，应尽最大职责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当地“你罚多少，他都交不起这个钱。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过得越来越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
但问题正在这里。一方面，缴纳罚款，无论是对穷人富人的超生，似乎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而另一方面，保护了孩子，对于超生父母，客观上却也是一种纵容。从目前各地的超生之严重程度看，这个现实悖论在目前状况下基本等同与无解。对于富人超生，单纯的经济处罚根本没有约束力，反而给人“花钱买超生”的感觉。而对于穷人超生，则更是如此。面对他们“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泼皮式的无奈，一些地方所用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将“超生罚款”与“新生儿落户”挂钩就是典型之一。但现实是，这招非但没有“吓住”超生者，反而造成了“黑户”的大量存在，以至于侵犯了孩子“享有公平教育”等基本权利，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
很大程度上，经济杠杆已经不能撬动超生这个现实问题，因而，在遏制超生问题上，必须换思路，寻找更好的制度设计。早在多年前，曾有专家提出“将超生入罪”，但皆因种种因素掣肘而搁浅。现在看来，这一思路无疑有启发意义，很有必要重新提上议程。大病需要猛药治，“超生入罪”，既是对无钱缴罚款的穷人超生进行惩罚，也是让富人付出法律代价，这不仅很好地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也很好打消了人们对人性化对待超生孩子是“纵容超生”的疑虑。而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远胜过一切口号式的呼吁。试想，如果“超生入罪”，还会拿“不懂避孕”当超生的借口吗？
当然，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超生的监管、对生育新观的宣传等也一刻不能放松。毕竟，等超生了再惩罚，再有效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