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早点告诉我感染了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可导致艾滋病），我就不会另交新欢，更不会发生高危性行为，如果我朋友被我传染，我们一定要找东莞疾控中心讨说法。”本月5日，男同小泽（化名）向羊城晚报投诉称，因为工作人员将手机号码填错，迟迟未告知他患病的消息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昨日，东莞疾控中心发来通报称，对于因工作上的失误而导致小泽初筛阳性结果告知延误，“我们表示深深歉意”。（8月7日《羊城晚报》）
在传统的主流观念里，同性恋者属于“边缘人群”。不仅在道德上得不到承认，在重点疾病的防治上，也多少被“边缘化”。如果同性恋人群也能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接受体检，或者，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检查能够受到足够重视，还能造成这起体检乌龙事件吗？因此，体检结果闹乌龙的最根本原因是：主流观念之外的“边缘人群”，其在疾病防治上也被“边缘化对待”了。
如果新闻当事人感染艾滋病的事实能够被及时通知到，新闻当事人可能就不会将疾病传播给朋友，同时，如果能及早发现，早日介入治疗，对于其病情缓解、控制也有很大帮助。因此，疾控中心的失误绝不是一句“我们表示深深歉意”就能解决的。作为官方机构，疾控中心应该对自己行为负责，更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引以为戒：对于社会传统观念中的“边缘人群”，官方机构不可“边缘化对待”，应该对他们的生命健康充分负起责任。更进一步，应该本着社会共同防控疾病的观念，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公民个体。
除了疾控中心及时矫正错误外，最值得思考的是：如何避免边缘人群被“边缘化对待”？
一方面，在疾病防治工作中，要本着科学、尽职，全方位、无死角的理念，对每一个个体保持足够的重视。一些个体因为特殊的个人经历，从而成为艾滋病等疾病的高发人群，这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社会传统观念可能对这些人存在着歧视，但疾控中心这样的官方机构，应该秉持专业化思想，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主动参与到疾病防治链条中的个体。否则，不仅与政府部门的公益性不符，也于疾病的社会性防止无益。须知，每一个社会化的个体，都是疾病防治链条中的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影响到一个大环境。
另一方面，对于特殊人群的疾病防治，应该给予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持。毕竟，这些人大多在道德和物质条件上更弱势，更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从新闻中可以看到：新闻当事人每次体检都是在一些私人会所里进行，可谓隐秘。而在这个隐秘的过程中，政府部门给予了多少平台支持，还有待确认。后退一步，如果政府部门能够给予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程序漏洞也不会如此大，以至于体检结果的通知马虎随意危害到当事人。
在疾病防控面前，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个体，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是疾病防控的重要环节。政府职责部门应该平等重视每一个个体，不管从意识上还是实际操作中。当务之急是：应该对于特殊人群的疾病防治工作给予足够重视，万不能对这些人“边缘化对待”。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