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至今，河南省登封市君召乡26名从事矿石粉碎生产的工人先后被诊断为尘肺病。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得到4万元至5万元的救助款，把对用工方的索赔权和追诉权“卖”给了乡政府。病人依法维权的道路全部被阻断。（7月7日《京华时报》）
应该说，政府不是尘肺病的赔偿主体，并且乡政府给这些工人的不是赔偿款，而是救助款。以此为由，规定尘肺病人在领取一次性补偿金后，放弃就患尘肺病所享有的仲裁、诉讼权利，保证不再就同一事件、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任何部门和企业提出赔偿要求，其实是无效的。一者，这不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平等协商的结果；二者，这样的条款显失公平。显然，这样的一纸协议，政府并没有站在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场上，维稳的意义要大于维权的意义。
这些工人必然是在维权困难的情况下，才通过信访的渠道，要求政府解决问题。那么，该如何帮助这些工人维权，乡政府同样面临着方式方法选择的难题。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帮助走诉讼的道路，比如通过提供司法援助，协调劳动部门仲裁和工伤认定。然而，这样的方式，不仅周期长，而且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因此选择周期更短，操作更灵活的行政调解，通常是司法之外解决群众诉求的主要手段。这种调解取决于行政层面有多大的筹码，一是替民维权的勇气，二是政府能够对用工企业形成的压力。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一方面这个筹码有多大，是无法准确衡量的，受条件的限制，或者相关的干扰，居中调解时，可能会使得单方面的权益被缩水；另一方面，行政调解更多是出于“了难”的目的，在妥协中达成一致。
事实上妥协意味着不公正，如个案中，政府不仅让工人的权益打了折扣，而且试图通过限制工人索赔，堵住他们上访的大门，而不惜侵害工人的正当权利。买断“索赔权”折射行政调节依赖的困境，一方面司法对权益诉讼程序与机制并不利于权益的自我维护，特别是在权益损害的举证和认定上条件苛刻，立案困难，司法救济缺失，使得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关系不得不依靠行政手段来调节；另一方面行政调节权力的筹码，容易凌驾于制度的公平之上，缺少刚性标准，又使得通过信访来求取诉求最大化成为惯性。
打破这一困境，并不是简单的倡导依法行政那么简单。一方面需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让权益人的法律地位得到实质的提升，使权益诉讼更便利更快捷，并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让司法不再是“权益馅饼”；另一方面需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把能够适用于微观调节的社会关系还给司法领域，缩回伸得过长的手，并构建处理社会关系向司法调节的通道，牢守法治的原则。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