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民众提供人性化服务，这固然值得赞许；然而，倘这种服务存有异化的倾向，则需质疑且予以厘清。日前，媒体披露河南省登封市君召乡政府主动替十几名尘肺病人提供“服务”——买断索赔权，便是一则异化的典型事例。
当地的一些尘肺病人多次向不良企业主要求索赔，但折腾许久，无果。乡政府出于人性化考虑，主动与尘肺病人签订协议，把索赔权和追诉权全部转让给政府，以获得4—5万元的赔偿。据说这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也是基层维稳的不得已之举。在公权力的干预下，虽说没有让患病的民工空手而归，但民工出售自己的索赔权和追诉权，换回的钱充其量仅够应付一两年的医疗费。至于这笔钱用完了，病尚未痊愈，且不说企业主不管，政府也不闻不问了，因为你是自愿签约，权利已被政府“买断”了，你就坐以待毙呗！乡政府的这一做法，貌似替尘肺病人实施人性化“服务”（毕竟向企业主讨到了4—5万），其实，最终是把其逼上了绝境！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政府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府购买”应运而生，诸如采购物资、公共服务，可经招投标由商家和社会团体“买断”，不再大包大揽了。但在“政府购买”的清单里，公民的权利是断然不可被“买断”的。那些民工因工作环境原因而染上尘肺病后被企业主扫地出门，按理说，他们依法有权向企业主索赔；倘若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不满，还有上诉的权利，这两项权利绝不是商品可以交易的。乡政府“买断”尘肺病人的这两项权利，彰显的是一种傲慢的思维，对公众权利的漠视。
在我看来，登封市君召乡政府“买断”尘肺病人的权利，既是管理上的“越位”，又是职责上的“错位”。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乡政府也不应该作壁上观，积极的作为似有三点：一是向患者宣传相关法律，提高其依法维护自己权益的自觉性，二是通过法律援助机构以“先礼后兵”的方式，帮助他们向不良企业交涉，要求索赔，倘若协商无果，便提起诉讼；三是从根本上整治不良企业，彻底改变恶劣的工作环境，不使职业病蔓延。乡政府光是“买断”患者的权利而不根除“祸源”，其效应类乎“饮鸩止渴”。
当然，患病者也有待提高维权意识，自己的权利决计不可轻易“被买断”。这里，我自然想起同样得了尘肺病的张海超。当年，为告天下一个公道，张海超曾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开胸手术。此举让他结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维权之路，获赔61.5万元。出了名的张海超痛定思痛，有个想法始终萦绕他的脑际：“我从自己维权的痛苦中挣扎过来，便想，是不是也可以帮助那些与自己一样命运的人？”于是，从不上网的张海超买了电脑，注册了QQ，与病友、劳工和维权律师、媒体记者聊有关尘肺病的情况。只上到初中的张海超，开始自学法律，十几本关于职业病和工伤条例的法律书籍都被他翻得烂熟。每天接受维权咨询成了张海超生活的重心。近些年，张海超常以明察暗访了解环境较差的单位劳工的工作状况，碰到典型的尘肺病案例，他还亲自实地调查。更为令人感慨的是，张海超出于良知，依凭仅有的法律和病理常识，与维权律师一起出庭代理。——从自己罹患尘肺病选择开胸手术的极端方式，到通过咨询、代理等途径力助“同病相怜”者，张海超的这段人生经历体现了一个超跃，即：由盲目自卫转向依法维权，它清晰地昭示了一个普通公民的觉醒。张海超的后续新闻对中国社会生态的影响更深刻、更持久，也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命运，因为唯有信仰法律才能树立法治建设的信心。
记得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试想：倘若像君召乡政府那样“买断”权利，法律还会“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么？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