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教授22日在《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刊文认为，应禁止在公共交流场所说脏话，并认为“如果网络上充满秽语，中国将成不了文明的样板”。阎教授对整理网络环境的呼吁值得赞赏，但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
就目前我国互联网舆论状况而言，虽然骂人的情况在不少场合都存在，但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们还是用摆事实和讲道理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互联网舆论总体上是理性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如果离开这个基本判断，得出的结论难免会有偏差。
实际上，网络秽语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英国等西方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甚至比中国更为严重。我们当然不赞成用脏话来表达情感，但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脏话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且不可能杜绝的一种表达形式，即使是文明人，也难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在公共场合说脏话。
我们追求一种文明的表达形式，但这种追求不能绝对化。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禁止说脏话或者禁止骂人纳入法律条文，因为它不具备可执行性，并且说脏话也是种表达权利，虽然我们不提倡、不赞同，但它不应被剥夺，否则我们将陷入原教旨主义式的圈套。
因此，网络秽语的影响不应被过度拔高。如果脏话可以和假话、偏激的话以及断章取义的话同称为“错话”，在要求在公共交流场所禁止脏话的同时，是否也要同时禁止假话、偏激的话以及断章取义的话？且不论我们现实能否做到这一点，即使做到了，那我们的社会就文明了吗？从历史上看，不允许一句“错话”存在的社会，必然是扼杀真理的专制社会。
我们对文明表达的追求和对“错话”的包容之间并不矛盾。这就好比我们知道过量的三聚氰胺会对人体造成损害，但国家标准里却允许牛奶中存在微量的三聚氰胺。在不影响人体健康的前提下，在食品中加入限量的化学添加剂是被允许的。“纯而又纯”、没有任何微量重金属或农药残留的食品在当代生产环境中少之又少，难道我们要拒绝所有这些食品吗？
骂人的话、偏激的话和片面的话也是如此，其危害度比食品安全、假冒伪劣等问题低得多得多。食品尚有一定的安全容错空间，不允许错误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绝大的错误。任何标准都不能理想化，它必须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契合，必须是合理、可行的。过于理想化的标准是一种对社会本身的戕害。任何真理的探索和表达，都是在试错过程中完成的，不允许说一句错话，犯一点错误，实质上是扼杀了真理的探索和表达，一旦社会活跃度被禁锢，我们的社会能真正前进吗？
我们更应该看到网上秽语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它是现实社会中老百姓集聚的怨气和愤懑的一个宣泄口。比起罢工、游行等更为激烈的方式，它的社会危害度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它是一个风向标，我们应该找出病根，通过进行社会改革从源头上减少社会中的不良情绪，而非一味堵死。
总之，文化表述的问题只能用文化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党曾经在历史上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文化问题，造成了对文化的极大伤害，这个历史教训必须汲取。李克强总理曾代表中央集体郑重表达，要收缩和减少行政权力的作用范围。这是合乎物力人心的行政改革的目标。一个文明的社会，不是凭外在干预出来的，哪怕它打着高尚名义的旗号，恰恰相反，它是充分尊重规律，在宽容的社会氛围中提升和发展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