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之后，倪海清等来了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倪海清因生产、销售假药罪一审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对于倪海清和他的辩护律师黄振兴而言，这是一个意外的从重量刑结果。在此之前，倪海清因患肾癌晚期，被取保候审。因认定其肾癌已转为良性，符合收监条件，一审宣判当天，法院变更了对倪海清的强制措施，执行逮捕。（5月21日《中国经济周刊》）
本案给人更多的印记是：把癌症病人治好了也是犯罪，从情理上无论如何说不通，制造的是尴尬与不合情理，法官更多示人的是近乎冷漠的僵化、死板。然而，之所以如此判决，当地药监、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众口一词：“并非因涉案药物疗效不好而认定其为假药，而是因其未经批准。”而按现行的法律，只要是“未经批准”就是“假药”，就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尽管，这会让现行相关法律非常尴尬，并进而引发修改、完美的强烈呼吁。
对照本案依据的法律条文，这一判决似无不当，似乎又是一起“合法不合情”的案例。然而，综合梳理本案，值得质疑之处仍然有三：
其一，法院认定，其研制的中草药片剂，因为没有生产许可证及药品管理部门批准文号，从法律意义上说即为假药，因此一审定罪并无不当。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倪海清生产的中草药片剂是否《药品管理法》中所指的中草药片剂。
“是”与“否”的认定，真接影响判决结果：如果是前者，则其生产该药品不需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故不应以生产、销售假药罪论处；如果是后者，则应当以生产、销售假药罪论处。
《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生产新药，必须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发给批准文号。但是，生产中药饮片除外。”坚决否认生产、销售假药罪指控的倪海清认为，自己的中草药研究成果仅限于临床试验的“配制”与“配售”，而非面向市场的大规模生产与销售，而且疗效明显。“未经临床审批，最多只能算是违规，谈不上犯罪。”倪海清之举，的确很像目前诸多中药铺仍在大量进行的“配制”“配售”行为。
然而，本案的判决，显然基于后一认定。而其法律依据是，按照《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所作的修改，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删去，犯罪客体从“人的身体健康权利”变成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该罪从“结果犯”变成了“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了该行为，即使没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也构成犯罪。
其二，自2012年5月24日、30日两次开庭完毕之后，法院迟迟没有判决，直至2013年4月8日，历时近一年时间。这么长的判决期，公众有必要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存在行政干预？当地医院及医疗卫生部门，有无因为倪海清实际分割了自己的“利益”，是否因为动了有权有势的庸医的“蛋糕”，从而于背后实施了私利攻关与施压行为？几乎所有部门“相信科学，耐心等待司法判决”的答复，是否更多地是在以表面不动声、实则内心窃喜的姿态，为倪海清苦苦寻觅一个“严判”依据，而非真心表达对法的敬畏？
其三，量刑时何以未考虑危害后果？本案中，检察机关始终未能提供因此药直接或间接造成危害后果的病例，即没有证据证明其危害社会。接受治疗的10位患者及其亲属，也愿意出庭作证其药不仅无害反而有效。法院何以对这一要求视而不见，反而仅允许提供两位病人的死亡证明，似乎意在刻意对该药作“不良暗示”？只是，或许很难找到该药与这一“不良暗示”的关联，判决对此完全没有说明，因此这一“不良暗示”终难成立。后果认定直接关系到量刑，对危害后果不加考虑显系不当。
值得谈及的还有“题外话”：从患者良好的康复效果看，倪海清的药方或具极高价值，虽然就此过分夸大其药效尚无足够科学依据，但在多少癌症病人绝望地等待死亡通知书之际，对或许是“喜来乐”式的民间医界奇才的倪海清，绝不能轻易否定，对或许会给绝症患者带来福音的药方不能轻易否定。迄今为止，不知什么原因，倪海清尚未按“正当程序”设法为该药谋一个“合法身份”，多么希望相关部门对这一药方高度珍视，乃至为其提供必要的助力？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