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而各种或明或暗的“就业歧视”又为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季”抹上了一层不公的暗彩：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型招聘会、网络求职中发现，依然有很多企业单位在招聘条件中设置了年龄、性别、户籍等限制，而一些应届生表示，即便招聘单位不明文规定，实际招人时也会有这些限制。（5月20日《新京报》）
毫无疑问，699万的庞大高校毕业生规模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已构成了不小的处置压力。而“本科生签约率下滑逾一成”的严峻形势，更是令各地极易条件反射式地产生“先保证本地生源就业”的想法与冲动。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越是在这种困难时期，越应该重视就业公平问题。这是因为，相比那个已经逝去的大学生“就业黄金年代”，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成色”其实更体现在像今年这样的“最难季”中。
大学生之所以会遭遇各种就业歧视，不少企业之所以只招“本地生”，一方面固然有企业自身的原因——如此前有媒体曝光，一些银行为了方便拉存款，面试时先问求职者的家庭背景与父母职业。显然，相比外地生源，“本地生”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宽广，工作起来更具人脉优势；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隐形歧视”更加应该引起重视。就以北京市为例，无论是前不久当地出台的“毕业生落户年龄限制”政策，还是其人社局“力争本地生源就业率达95%”的最新表态，无疑都会对招聘单位产生某种暗示和“激励”，进一步加剧其追逐“本地生”的冲动，以便降低今后为员工落户等支付的“体制性成本”。
在这个意义上，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就业公平”，除了需要劳动保障、司法等职能部门加大对于就业市场的巡查、监管力度，切实保护大学生的就业权利，及时查处、纠正企业招聘环节中存在的歧视规定和做法，最关键的还在于检讨政府自身的户籍、人口和就业政策，摒弃“本位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暗箱操作和“拼爹”乱象。否则，各种就业歧视、招聘不公只会“潜伏”不会消亡，反倒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招聘单位“不得以毕业院校、年龄、户籍等作为限制性要求”的通知要求可能沦为一纸空文。
其实，毕业生一多就搞就业歧视，甚至只招“本地生”，这种做法与经济形势一紧张就搞贸易保护主义一样，不仅不能保护“本地利益”，相反，只会加剧各地区间的矛盾，阻碍户籍制度的改革，无异于饮鸩止渴。故而，越是“史上最难就业年份”，政府部门越应重视就业公平，而不是人为制造壁垒。这不仅是个就业问题，更关乎改革的方向与决心。对此，一线城市、国企事业单位理应作出表率。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