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通过实践,我们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又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
“五个必须”是党中央总结近年来工作实践,提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五个必须”并非孤立的工作要求清单,而是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清晰、充满辩证智慧的方法论系统。它们共同回答了在复杂严峻环境下,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体现了一种超越简单二元对立、追求系统最优解的治理哲学。
内在的辩证张力:每一对范畴的“对立统一”
方法论的基础,在于对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深刻把握。“五个必须”首先在每一对核心范畴内部,确立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的辩证:这对关系处理的是“稳”与“进”、“状态”与“动力”的矛盾。政策支持(如财政、货币政策)旨在熨平周期波动,维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为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属于“保底线、稳状态”。改革创新则旨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重塑增长动力,推动经济向更高形态演进,属于“提上限、增动力”。两者并举,意味着拒绝“只要稳定不要变革”的保守僵化,也反对“只讲变革不顾稳定”的冒进风险。其统一性在于:稳定的环境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而成功的改革又是长期稳定的基石;短期政策需为长期改革铺路,长期改革又为政策调控拓展空间。
“放得活”与“管得好”的辩证:这对关系直面“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这一市场经济永恒的核心矛盾。“放得活”的核心是尊重市场规律、激发主体活力、鼓励创新试错,追求的是资源配置的效率。“管得好”的核心是维护公平竞争、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公共利益,追求的是经济社会的整体秩序与安全。两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互成就:没有“放得活”,“管得好”就失去了繁荣发展的对象,易陷入管制僵化;没有“管得好”,“放得活”就可能失序失控,最终损害所有主体的利益。其统一性在于构建一个活力与秩序并存、创新与规范共舞的现代市场经济生态。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这对关系协调的是“物质基础”与“人的发展”、“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投资于物(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是提升社会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的直接手段。投资于人(教育、健康、技能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激发创造潜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两者紧密结合,超越了将“投资”简单视为物质资本积累的传统观念。其统一性在于:先进的物质基础设施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来驾驭和创新;而人力资本的提升,又需要强大的物质资本和科技平台作为支撑与实践载体,最终共同指向“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协同并进。
系统的辩证结构:五大范畴的“普遍联系”与“功能耦合”
将这五个必须视为一个整体,它们呈现出清晰的系统论特征,各要素间通过“普遍联系”形成“功能耦合”,共同服务于“挖掘经济潜能”这一核心目标。
核心目标与根本路径的耦合:“充分挖掘经济潜能”是系统的 “总目标”和“价值归宿”。它不是一个静态指标,而是需要通过系统的动态运作来实现的可能性边界扩展。其余四个“必须”共同构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论路径体系”。
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耦合:“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构成了驱动系统运行的 “双轮动力机制”。而“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则构成了确保系统健康、可持续运行的 “动态平衡机制”。动力机制提供能量,但若无平衡机制,能量可能转化为破坏力;平衡机制划定轨道,但若缺乏动力,系统将停滞不前。两者一推一稳,共同保障经济巨轮既快又稳地前行。
要素投入与战略定力的耦合:“投资于物和于人紧密结合”是系统运行的“要素投入与再生产机制”,它决定了系统升级和潜能挖掘的质量与可持续性。“以苦练内功应对外部挑战”则是系统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定力与适应性机制”,它强调将发展的立足点牢牢建立在自身能力建设上。前者是“练内功”的具体内容,后者是“练内功”的战略自觉。没有持续有效的要素投入,“内功”便是无源之水;没有应对外部挑战的战略聚焦,“内功”便失去现实针对性。
内外矛盾的协同解决:整个系统内在地包含了“内部潜能(挖掘)”与“外部挑战(应对)”的矛盾。系统的设计智慧在于,它不主张直接、被动地应对外部冲击,而是主张通过内部系统的优化升级(政策改革、市场治理、要素升级、苦练内功)来增强自身的韧性与竞争力,从而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的动力,最终实现 “以内促外、以内化外”的辩证转化。
整体的辩证思维:对复杂性的驾驭与超越
“五个必须”作为辩证统一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高超思维方法。
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它拒绝在“政府与市场”“稳定与改革”“物质与人力”“内部与外部”等传统二元选项中进行单选,而是坚定地寻求兼容并包、协同最优解。这反映了对现代经济系统高度复杂性和关联性的深刻认知。
体现了“动态平衡”的过程管理思维:“并举”“结合”“既……又……”等表述,强调的不是一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比例或状态,而是一种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校准的“动态平衡艺术”。这要求治理者具备高超的时机把握和分寸拿捏能力。
彰显了“系统施策”的整体治理思维:它表明,挖掘经济潜能绝非依靠单一领域的“神奇政策”就能实现,而必须依靠宏观政策、体制改革、市场治理、要素配置、战略心态等多维度、多层次的协同推进。这要求破除“单兵突进”的部门思维,建立全局视野和协同落实机制。
综上所述,“五个必须”是一个蕴含着丰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智慧的治理范式。它从处理内在矛盾(对立统一)、构建系统联系(普遍联系)、实现功能协同(功能耦合)三个维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法论闭环。这个辩证统一体,既是对过去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前瞻性设计。它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治理哲学,已经从应对具体问题的“工具理性”阶段,跃升到构建系统框架、把握深层规律的“方法论自觉”阶段。理解和实践这“五个必须”,关键在于把握其内在的辩证关系,避免割裂与偏废,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保持战略清醒,在多重目标与约束中寻求动态最优,真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持续挖掘发展潜能、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治理效能。这不仅是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更是在不确定性时代推动国家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普遍治理智慧。
(作者系深圳市委党校党史党建党性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