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曝光南京江宁区一家企业奇葩管理，规定车间工人如厕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在厕所门口拍下员工出入照片并记录时间，违时罚款450元。该企业实行全数字化管理，从申请到获批后、离岗至返回，每一秒均被计算，超时即触发红色警报。此类数字化管理并非个例，而是由来已久。
早在2016年，深圳宝安区、福田区等地的环卫工人就被要求佩戴环卫工牌，此工牌配备GPS定位和重力感应器，通过感应扫地动作幅度等判定为是否存在“偷懒”行为。在环卫工人月薪资普遍低于3000的情况下，上班迟到、早退要扣100元，在原地停留超过15分钟也要扣钱，丢失了还要扣300元。
从流水线工人头顶的三色警示灯到环卫工人胸前的智能工牌，科技的初心本是利民便民，如今却异化为了束缚人们的“电子镣铐”。当下的科技迅速发展，各种数字监控层出不穷，隐蔽的算法剥削，正悄然构成像福柯笔下的“全景监狱”，使劳动者时刻处于被监视中，导致精神压力持续紧绷。
技术本身具有中立性，但技术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立场与追求决定了技术最终会走向何方。智能工牌、行为感应、三色灯等工具，若能将其更多用于保障安全、优化协作和公平考核等，放大它利民的一面，本可以成为工作中的有益辅助。然而，若将其当作逐利的工具，异化为控制与惩罚的手段，只会触碰伦理边界，侵蚀劳动者的尊严与权利。
因此我们亟需为技术划定清晰的伦理与应用的边界，面对智能化科技的发展，既不能因噎废食，抵抗技术进步，也不能全盘否定技术，而是要防止它的滥用，来避免智能工牌沦为“电子镣铐”的局面，这便需要多方主体的协同合作。
首先，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随着科技的发展，补填法律空白之处。其次，对于企业而言，管理应注重人性化，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尊重员工合理的休息权与人格尊严权，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使技术兼顾效率与公平。此外，面对资本主义数字监视的围剿，应推动算法机制透明性，打破劳动者的算法黑箱，使其了解相关运作机制，并且有机会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定当中，保护自己的权利。
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赋能于人，而非束缚于人。在生活与工作不断数字化的今天，我们始终应坚守技术的伦理边界，关注人文关怀，促进技术向善。这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落到每一个实处去，来构建一个技术与伦理和谐的美好社会。
正如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在他的《计算机器与智能》的结尾中提到的那样，“我们目光所及之处在不远的前方，而到那里之前，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