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后事还不能用自己的钱去善后，我想谁碰到，都有可能想不太通。”
家住上海虹口区的46岁蒋女士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无近亲，今年10月突发脑溢血，因做手术要求家属签字，联系远房表弟吴先生。12月14日，不幸离世。吴先生及蒋女士生前好友希望用其遗产为她举办追思会并购买墓地，然而，当地居委会表示，在没有监护人和继承人的情况下，蒋女士遗产依法将由民政部门接收，其葬礼形式也偏向于更简洁的海葬或生态葬形式。于是吴先生提出了文章开头的疑问，也引起网友对财产自主权等话题的热议。12月22日有报道称，居委会将向法院申请确认遗产管理人。
孑然一身之人猝然离世，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遗嘱，引出了个人遗产处理和身后事操办等问题。按道理说，民法典创设遗产管理人制度，并规定“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确立民政部门在特定情形下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新职能，就是为了解决继承人缺位、遗产长期悬置可能导致的债权人权益落空、遗产损毁贬值、继承关系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规定并非让政府“继承”逝者财产，而是赋予其作为中立“管家”的职责——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需履行清理遗产、确认债权债务等职责，等所有该处理的都处理完，还有剩余遗产，再向法院提起“无主财产确认之诉”，法院判决认定是无主财产后，才会收归国家所有。收归国有的无人继承遗产，主要用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以及教、科、文、卫等公益事业。
有网友质疑民政部门“只接收逝者遗产却不主动负责其后事”“没收无主财产”，一方面是不熟悉遗产管理人制度，混淆了“遗产管理人”与“遗产所有人”、“没收”与“收归国有”的本质区别。实际上，正是因为民政部门担当的是“管理角色”，对逝者财产没有所有权，不能直接处置遗产用于购买墓地等，民法典及继承编司法解释也未明确遗产管理的具体流程，才导致民政部门操作起来有顾虑，比如不确定能否支付丧葬费、墓地费。另一方面是当地居委会沟通方式不当，蒋女士遗产依法将由民政部门“接收”等说法容易引人误解，一味以程序逻辑与刚经历亲人离世之人对话，少了些人文关怀，让人难以接受。
虹口区民政部门表示，吴先生提的一些葬礼或者墓地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可以从蒋女士遗产里支付，并没有否认“自己的后事能用自己的钱去善后”。问题在于，逝者丧事通常由近亲属承办，“类似蒋女士的案例属首次出现”，墓地支出需要在合理范围内，至于何为“合理范围”，需法院审理后确定。有律师表示，吴先生可以先垫付，再作为债权人起诉作为“遗产管理人”的民政部门要求返还，但目前法律未明确规定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且“合理范围”并无全国统一标准。这意味着，如果吴先生真的举办了“隆重一些的悼念仪式”、购买了价格不菲的墓地，垫付资金不一定能完全拿回来。
站在吴先生视角看，这当然很委屈，好心好意给表姐帮忙，出钱又出力，最后竟然还要打官司才能拿回一部分钱，行善成本之高，流程之繁琐，让人寒心。站在民政部门角度看，法无授权不可为，突破中立“管家”定位又会引发更大的问题，故而不得不依靠法院判决或裁定执行，不可避免导致流程繁琐、效率降低。换个角度看“独身女子离世，遗产无法用来买墓地”叙事，何尝不是“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待细化完善，民政部门管理遗产有难点”？
今年，“上海老人离世430万元存款和1套房无人继承”也曾引发有关“孤独死”、无主遗产管理问题的讨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性特征，蒋女士等案例触动了独身人士身后事处理的诸多痛点，具有一定普遍性与现实意义。避免误解与争议，既要尊重民众情感、完善配套机制和实施细则，也要提高遗产管理过程透明度，给独身群体及其亲朋好友更多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