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口区46岁独居女子蒋女士12月14日因病离世，她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在没有监护人和继承人的情况下，其遗产依法将由民政部门接收。其远房表弟吴先生希望用遗产为她购置墓地并举办追思会，但虹口区民政部门表示：该支出需在合理范围内且具体标准需经法院审理确定。12月21日，上海虹口发布通报，称相关善后工作正稳步推进，全力守护逝者尊严、保障相关权益。蒋女士所在居委已与蒋女士生前单位、远亲联系，所在居委将在与相关方充分协商基础上作妥善安排，预计12月底前举行告别仪式。（12月22日《潇湘晨报》）
这一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也暴露出我国在应对“无法定继承人”群体身后事处理上的规则缺失与现实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婚育观念转变，像蒋女士这样的独居、无子女、无近亲属的群体正逐渐增多，他们生前独立生活，身后却面临“无人送终”的尴尬。《民法典》规定，在无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情况下，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实际操作中多由民政部门代为管理。然而，法律并未细化遗产在清偿债务后的具体用途，尤其对丧葬支出的范围、标准缺乏明确指引。于是，当亲属或好心人提出用遗产支付墓地、追思会等费用时，便陷入“于情合理、于法无据”的窘境。
殡葬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遗体处理，更承载着文化传统、情感寄托与社会尊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入土为安”“慎终追远”是根深蒂固的伦理共识。即便逝者无直系亲属，为其体面送行，既是对其人格尊严的尊重，也是对社会人伦底线的守护。当前，民政部门在处理此类事务时，往往出于规避责任风险的考量，倾向于“最小化支出”“程序化处理”，导致个案缺乏灵活性与人文关怀。蒋女士所在居委虽已介入协调，与生前单位、远亲沟通，并计划在12月底前举行告别仪式，体现了积极态度，但这种“个案协商”模式难以复制推广，也无法形成稳定预期。社会治理不能长期依赖“通报回应”或“舆论推动”，而应建立常态化的制度安排。
因此，亟需为“无法定继承人”的身后事建立明晰规则。首先，应明确遗产在清偿债务后，可优先用于支付合理、必要的丧葬费用，包括遗体接运、火化、骨灰存放、墓地购置及追思仪式等，具体标准可结合当地殡葬指导价和遗产规模设定上限。其次，应建立“临时遗产管理人”制度，允许逝者生前所在单位、远房亲属或生前关系密切者申请临时管理权限，经民政部门审核后，授权其在一定范围内处置遗产用于丧葬事宜，事后接受监督与审计。再次，鼓励独居者生前通过意定监护、遗嘱等方式提前安排身后事，政府可提供法律援助与登记服务，提升自主决策能力。此外，民政、司法、社区居委等多部门应协同建立“孤独终老”群体关爱机制，将殡葬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探索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益性殡葬支持体系，避免个体善意成为唯一依靠。
我们不能总在悲剧发生后才被动应对。唯有建立清晰、人性化、可操作的规则，才能让每一位孤独者，即便无亲无故，也能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这不仅是法治的进步，更是文明的温度。愿她的告别，能成为制度进步的起点——让每一位独居者，都能在生前被关怀，在死后被体面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