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加大援外力度，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这些重要表述为我们深刻揭示出人工智能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
怎样理解人工智能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
将人工智能定位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避免人工智能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生动体现了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科技造福于人的科学技术发展观。那么，该怎样理解人工智能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呢？我们认为，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指的是主要由各国及国际组织主导或参与提供，旨在服务国际社会共同需要，惠及全球众多国家及地区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需要的产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把握人工智能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
一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基础特征。人工智能发展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三大要素。从数据层面看，数据来源于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也要为国际社会共享。从算法层面看，人工智能模型的进化迭代总体呈现出开源共享的发展趋势。自从Deep-Seek开源大模型引起全球关注后，人工智能模型开源阵营持续扩大。从算力层面看，算力不能成为限制他国进行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壁垒。
二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经济赋能特征。人工智能作为典型通用目的技术，其赋能效果不仅体现在单一国家的产业或行业内，而且体现在赋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联动升级上。
三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特征。算法偏见、深度伪造、军事应用失控等一系列风险都可能借助互联网突破国界快速扩散，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政治、社会风险。因此迫切期待全球协同治理。
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突出
从供给端来看，现有的人工智能国际供给有以下特点。
一是少数西方国家主导“非公共性”供给体系。现有的由“霸权国家”主导的人工智能国际供给体系，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其一国私利，而非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美国不断将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私物化”，一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GPAI）、“广岛人工智能进程”等国际合作机制中将认同其“普世价值”作为准入门槛，另一方面，依托在金融、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积累的制度性霸权维系科技垄断地位，阻滞全球南方国家迈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为本国垄断资本集团攫取巨额垄断利润。
二是现有供给适配性差。其一，科技研发资源过度集中导致供给失衡。全球92%的AI研发投入集中于北美、东亚和欧洲，非洲专利占比不足0.5%。这种资源分配格局导致现有人工智能产品大多面向发达国家的需求。其二，应用场景不够契合实际。例如，以ChatGPT、Gemini为代表的主流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主要来源于欧美地区的语言和文化，与部分南方国家的本地应用场景是脱节的，这就削弱了对应的模型性能。其三，价值观输出与资本炒作问题。西方国家在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时，普遍将技术输出与价值观传播深度绑定，在产品设计、数据标注、内容推送等环节渗入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尽管人类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前景不明，但在媒体的过度渲染、资本的盲目追捧下，大量国际投资集中于欧美主导大模型项目上。
三是少数西方国家遏制中国提升人工智能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近年来，美国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人工智能视为地缘政治博弈工具。一方面，不仅试图联合盟友伙伴将我国排除出先进半导体产业链，而且持续打压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将众多企业、研究所、高校、个人等实体列入制裁清单，打压遏制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将国际治理问题意识形态化，污名化中国方案，阻碍我国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和治理规则。我国向国际社会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的条件和渠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从需求端来看，全球南方国家基于自身的发展诉求，对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持续扩大。
在产业需求层面，一些南方国家急需低成本、轻量化的人工智能工具。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医疗辅助诊断，各类应用场景都迫切需要适配本地要素禀赋的技术方案。在算力需求层面，美国对芯片出口实行严格管制，导致部分南方国家缺乏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算力资源不足。在安全需求层面，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全球南方国家既需要本国智能武器装备的升级，还需要限制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国际规则以及人道主义保护机制。
我国提升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坚定不移地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使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愿景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支撑。
以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为根基，夯实供给硬实力。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要通过推动大模型开源开放、构建联合研发机制等方式降低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使用门槛，重点开发适配南方国家国情的边缘计算、大模型轻量化技术。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我们要依托“数字丝绸之路”合作机制，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完善光纤网络、5G基站与区域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构建国际算力互联网，满足低成本的算力网络接入需求。在产业赋能方面，我们要发挥我国科技创新企业在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鼓励相关企业聚焦农业、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以国内治理实效为依托，转化治理经验。我们要注意转化好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经验。我国在统筹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的治理实践中，已构建起涵盖数据安全、算法公平、隐私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与治理体系，积累了治理经验，要利用这些有益经验帮助南方国家提升技术风险基础防控能力；我们要注意转化好场景化创新经验。要立足全球南方国家的生产条件与民生需求，实现大模型产品轻量化、本地化改造，进一步合作共建多语种数据集，解决通用技术与本地场景适配脱节的问题；我们要注意转化好开源共享技术生态的建设经验。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建设，推动相关算法框架、多模态数据集的开放共享，开发训练工具箱。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国始终认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不应损害全人类共同福祉，始终反对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特定的价值观捆绑。为此，我们要依托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凝聚全球南方共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向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
（作者分别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