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澳大利亚正式实施了一项新规：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违者平台将面临巨额罚款。这也是全球首例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媒禁令。在世界其他地方，欧盟、马来西亚、法国等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在考虑或推进类似的“社媒禁令”。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这些禁令的出台，有多少是真正为了解决未成年人的网络问题，又有多少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保护未成年人，一直是一个容易引发共鸣、争取选票的话题。推出一个听起来强硬的“禁令”，往往能快速赢得家长群体的好感。但问题是，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本身经过深思熟虑，或是真正切中了问题的要害。有时候，它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而非扎实的公共政策。譬如，澳大利亚大选前夕，曾有民调称选民希望加强社媒监管，于是两党欲借此争取选民，而且立法速度极快，被指 “仓促”、证据不充分。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孩子是名副其实的“数字原住民”。他们的学习、社交甚至家庭沟通，早已和互联网深度绑定。学校作业通过平台布置，课外知识靠网络拓展，朋友之间用社交软件联系。在这样的现实下，简单粗暴地将他们与社交媒体隔绝，实际上是与时代脱节。我们培养孩子的目标，是让他们适应未来社会，而未来社会只会更加数字化、网络化。与其切断他们与数字世界的联系，不如教会他们如何安全、理智地在这个世界里行走。换句话说，数字素养的培养，比单纯的禁止更重要、更根本。
在某种意义上，禁令不能排除家长同意的豁免选项。一些分析认为，澳大利亚如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不仅仅是推卸了父母的教育责任，而且是将这份教育责任完全转交给了政府和社交媒体平台，显得有些仓促，更背离了立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本义。有报道显示，法国等一些国家，在提升家长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上，如推出安全使用手册，建立了“网络素养图书馆”“预防网络欺凌中心”，帮助家长获取管理账号的实用技巧和提升网络素养的专项课程，这些都是实现规范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重要内容。
再者，就算真的实施了禁令，未成年人的社交和娱乐需求就会消失吗？不会。正如一些专家所言，这些需求很可能会转移到更隐蔽、更缺乏监管的渠道。比如，他们可能使用匿名软件、访问境外平台，或是转向成年人的账号。那些地方的内容更不可控，风险也可能更大。这就像治水，光靠堵是堵不住的，疏导才是长久之计。
其实，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中国已经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并且经过了多年实践。如2024年颁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在中国互联网平台上广泛开启了“未成年人模式”，它通过时间限制、内容过滤、消费管控等功能，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侵害的同时，也保留了他们合理使用网络的权利。这个模式不是简单的一关了之，而是兼顾了“保护”与“发展”。它既屏蔽了有害内容，又提供了大量适合未成年人的知识课程、科普内容、文艺作品，让网络空间也能成为健康成长的助力。可以说，这是一种更精细、更负责任，也更符合数字时代特征的保护方案。
此外，一刀切的禁令在现实中往往难以严格执行。如何准确识别用户的年龄？如何防止未成年人借用成人账号？技术上的漏洞很多，绕过限制的办法也不少。而且，越是禁止，可能越容易激起未成年人的逆反心理，反而让他们对社交媒体产生更强的好奇和探索欲。结果很可能是，禁令形同虚设，问题却没有解决。
从根本上说，“一刀切”式的禁令，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种管理的惰性。它把复杂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简单化为“允许或禁止”的二选一。这实际上回避了更关键的议题：如何提升网络内容的质量？如何系统性地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如何让家庭、学校、平台和政府形成合力？同时，这样的禁令也可能无形中弱化了家长的责任。保护未成年人，家庭本是第一道防线，如果全推给政府和平台，既不合理，也难以持续。
所以，面对海外兴起的“社媒禁令”风潮，我们不必跟风抄作业。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一直立足于国情，注重平衡发展与安全。我们应该继续沿着既有的路径走下去，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模式”，强化各方协作，推动数字素养教育进入家庭和课堂。这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更智慧、更长效的管理。
说到底，科技本身不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用它。给未成年人创造一个清朗又充满启发的网络环境，帮助他们成为有能力、有担当的数字公民——这远比简单地关掉他们的屏幕，更值得我们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