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记载，开元元年（713年）十月，唐玄宗李隆基在骊山脚下检阅二十万大军。当时朝廷刚刚铲除太平公主的势力，国家秩序亟待重整。玄宗秘密召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前来行营，问姚崇：卿能打猎吗？姚崇回答：臣现在虽然老了，但仍能打猎。玄宗突然抛出准备任命姚崇为宰相的想法。姚崇没有立即谢恩，而是说：臣愿以十事上闻，陛下若认为不可行，臣不敢接受任命。接着向玄宗提出了十个直指时弊、振聋发聩的问题：能否废除严刑峻法，推行仁政？能否数十年内不追求边境战功？能否禁止宦官干政？能否不让皇亲国戚担任中央要职？能否严惩违法乱纪的宠臣？能否除正常赋税外停止所有进贡？能否停建寺庙宫殿？能否允许大臣直言进谏？能否杜绝外戚专权？能否将外戚祸国的教训载入史册？玄宗郑重回答：“朕能行之。”
姚崇本名姚元崇，为避“开元”年号讳而改为姚崇，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曾在武则天和唐睿宗时期担任要职，经历过神龙政变，因刚正不阿多次被贬。这场渭水河畔的君臣对话，被后世称为“十事要说”。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赞说：“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意思是：姚崇用十件事与皇帝约定后才出任宰相，这难道不伟大吗？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姚崇传》时给予高度评价，作了两则批注：一则是“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另一则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这场对话，姚崇以反问句式提出主张，凸显了君臣协商的意味——政治家在接受重任前确立治国原则和权力边界，先定规矩后拜相；玄宗的承诺，标志着国家最高权力对臣子进谏的认可，建立君臣互信，由此揭开拨乱反正、励精图治的序幕。
姚崇十策不仅是一套精准的“手术方案”，直击自武则天以来淤积的政治顽疾，还是一套切实的建设蓝图，指引大唐迈向巅峰。姚崇执政三年期间，宽刑狱以去酷吏政治，整吏治以正官僚体系，均赋役以固财政根本，开言路以通治理脉络。裁减冗官数千人，依法惩办恃宠犯法的皇亲国戚，组织大规模灭蝗保护农业，被称为“救时宰相”。其继任者宋璟等人按图施工、接续努力，终于迎来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清明、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万国来朝的开元盛世。
姚崇十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权力制约，依法规制宦官、皇亲国戚、宠臣和各种利益集团，提升中央权威和法制尊严。姚崇十策促进了权力设定和行使程序化、理性化，极大推动了开元法制建设。唐玄宗命令对贞观以来的法律制度进行系统性整理、完善，使唐朝的律令格式体系达到空前的完备和统一。特别是开元十年（722年）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编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行政法典《唐六典》，明确划分了各部门、各官员的职权范围，详细规定了各种政务的程序要求，力图将国家治理建立在成文、公开、可预期的规则之上。这些虽然本质上属于“人治”下的法制，摆脱不了“明君贤相”的窠臼，但因含有一定程度职权法定、程序正义的“法治”因子，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然而，开元末期至天宝年间，玄宗逐渐背离约定，李林甫阻塞言路，杨国忠凭借外戚身份执掌大权，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破坏边将轮换制，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杜甫的诗句映照出盛世的辉煌，而点燃盛世火把的正是骊山脚下那次君臣对话。姚崇十策的命运与大唐的国运紧密关联，当其被恪守时，四海升平，万邦齐颂芳华；当其被背离时，烽火照京，繁花转瞬凋零。历史就是这样，既让人引以为傲，又令人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