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日前放出风声，试图以“重振造船业”为名，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港口停靠费。此举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多方批评反对，暴露出美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战略焦虑与结构性矛盾，更将全球航运推向系统性风险边缘。

　　当地时间3月24日和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两次就拟对中国海事、物流、造船等领域采取的限制措施举行公开听证会。其间，多位美国不同业界的代表对所谓的“港口服务费”计划表达反对立场。美国航运商会首席执行官梅特卡夫表示，想要替代中国制造的船舶，不是“像点一下开关”那么简单的事。有分析指出，有关举措一旦落地，不仅无法重振美国早已羸弱不堪的造船业，其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也将遭遇重大损失，更将直接冲击全球航运网络，令全球供应链出现区域化割裂的情况。

　　海运作为国际贸易的核心通道，其成本与效率直接牵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国际航运公会（ICS）警告称，美方拟议的举措将严重扰乱美国贸易并推高消费者价格。有分析指出，目前数据显示拟议的费用可能影响到停靠美国港口的绝大多数集装箱船。这意味着政策一旦落地，可能引发运费暴涨、航线重构、港口拥堵等连锁反应。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供应链可能被迫割裂为不同阵营，而最不发达国家将成为最大受害者，特别是其食品进口价格可能飙升。这种人为制造的航运壁垒，本质上是将地缘博弈的代价转嫁给全球经济，最终只会演变为一场没有赢家的“囚徒困境”。

　　更大的危机在于对全球航运秩序的破坏。美国此举打破了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航运秩序，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公平竞争原则置换为“长臂管辖”的霸权逻辑。地中海航运、达飞海运等国际巨头已明确警告，成本转嫁将推高全行业运费，最终由消费者承担通胀压力。这种“美国生病、全球吃药”的模式，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更动摇了经济全球化赖以存续的信任基石，全球物流网络或将面临船舶滞留、货物延误、保险成本攀升等风险相互叠加的严峻局面。

　　美国有些人认为，这项强硬政策有助于“重振美国本土造船业”，然而在现实的映衬下，重振美国造船业的意愿像是美丽多彩但又不可触碰的肥皂泡。据美国媒体测算，美国造船产能全球占比已不到1%。同时，美国建造一艘集装箱船的成本是他国同类船舶的数倍，且核心供应链早已不复存在。相比之下，2024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5.7%、74.1%和63.1%。

　　美国政策制定者试图以行政命令对抗市场规律并不是第一次，但却选择性无视了此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引起的劳动力断层、技术滞后与成本畸高等问题。1920年美国推出《琼斯法案》，强制要求美国内河航运使用本土船舶，结果导致美国内河航运被高价垄断，非但未能培育竞争力，反而加速了产业空心化，并在此后出台的《第二次商船法案》《1970商船法案》等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持续影响下，美国商用造船业在“温室保护”中彻底丧失了竞争力。同时，美国重振造船业的意愿有可能加速其自身经济的“失血”。煤炭、农产品等支柱产业首当其冲：出口商因运输成本激增丧失价格优势，大豆、玉米等农作物可能被巴西、阿根廷迅速取代市场份额。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也可能螺旋式上升。

　　值得庆幸的是，当前全球航运业并非只有臣服于美国这一种选择。国际航运公会的最新报告指出，航运企业为规避风险，已将16.4%的运力转向新航线。全球航运业真正的产业生命力源于开放海域的自由航行，而非人为设置的收费关卡。或许多年以后回看，眼下的风波不过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小小的闹剧罢了。（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连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