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有度》中讲：“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这一段话大意是：纠正过失、追究邪行，治理混乱、判断谬误，摒弃多余、匡正错误，统一民众行为的规范，没有比法律更好的了。这大概是法律“轨道论”的最早出处，体现了法家“以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都值得深入思考。

　　早在韩非子之前，管仲提出，“威不两错（通‘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鞅改法为律，提出“壹刑”思想，强调法律“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并在变法实践中形成“能耕能战”“利出一孔”的社会流动通道，实现刑无等级、功不抵过，打破了西周以来“刑不上大夫”的贵族特权传统。特别是推行“军功爵制”，以“斩一首者爵一级”为准则，建立“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新制度，将二十等爵制与田宅、仆役等物质奖励直接挂钩，打破了世卿世禄制。云梦秦简中的《军爵律》显示，奴隶斩首可赎身，工匠杀敌可授田，实现了阶层跃迁的制度化。这一做法将个人利益与国家需求高度统一，以精准的标准化设计推动全社会整齐划一。

　　韩非子“一民之轨”思想是对先秦法家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凝练和升华。他强调“法者一以居之，长此以治天下”“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他认为，法律具有普遍性、统一性、明确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应当平等适用于所有人，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他主张，法律是衡量天下事务、统一社会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进步意义，打破了贵族特权，强化了中央集权，推动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对后世法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韩非子引用孔子的话说，将灰烬丢弃在道路上虽是小过，但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和风险，必须严惩，主张通过“弃灰于道者黥”来威慑民众，防止小过演变为大乱。这种严惩小过的预防性刑罚主张，反映了法家过度强调“轨”的强制性，压抑社会活力。而秦朝将“一民之轨”思想极端化，以严刑峻法控制社会，过分挤压必要的个人自由空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教训。清代《四库全书》在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时讲，“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为盛世所不尚”。法律不是万能的，刑罚更不是。法律调整范围具有明显的边界，其作用发挥有赖于人和环境。在道德领域，许多行为虽然违背公序良俗，却不宜一概用刑罚进行规制。在情感领域，法律的介入更需格外谨慎。

　　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法律在维护秩序和激发活力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民之轨”思想的现代价值应当是，在法治轨道上保障公民自由行使权利而又“不逾矩”，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社会治理“放得活”而又“管得住”，保障全社会秩序井然而又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