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效应即系统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综合效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特别注重“叠加效应”，强调避免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经济增长与经济地理相互作用，必须统筹考虑。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和增强区域发展活力相结合，强调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空间相互作用是经济空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空间一体化强调各地区共同发展，通过强化空间相互作用扩大交换范围、提高交换效率，推动生产高效集中、生活共同富裕、生态和谐共生，是发挥区域叠加效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发展阶段既要探索推进共同公共制度和统一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坚持针对特定地区的空间差别化干预，培育发展增长极和多层次城市功能圈。

　　深入推进空间一体化

　　空间一体化是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和空间差别化干预的统一。其中，共同公共制度即以统一市场为基础，在不同地区之间建立和实施一致的政策、法律及标准，统一基础设施即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网络互联互通，针对特定地区的空间差别化干预，依目的不同可分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平衡型干预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型干预，依方式差异可分为以资源分配为中心的干预和以提升地区竞争力为中心的干预。

　　推动空间一体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和地区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已经充分形成，推动空间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平衡发展型、生态型、竞争力型空间干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发展尚不充分不平衡，推动空间一体化表现为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特定地区干预的动态叠加。

　　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正确布局生产力，积极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自此开始，我国区域战略实质上始终表现为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针对特定地区的空间差别化干预的动态叠加，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这时虽存在东中西三个地带划分，但适应市场化改革和平抑沿海与内地之间政策差别的需要，区域战略侧重于统一基础设施和共同公共制度。2001年至2012年。这个时期开始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共同公共制度需要优先处理的任务并进行试点，但其突出特征是统一基础设施以及针对特殊类型地区和四大板块的平衡型干预。2013年至2020年。这个时期是转向平衡推进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和空间差别政策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强化针对特定地区的空间差别化干预，推进脱贫攻坚，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另一方面明确“区域政策的一个要点是统一国内大市场”，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三个目标，并于2018年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方向和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经济循环、重要目的在于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空间相互作用是经济循环的空间维度，增长极是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关键节点，推进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建设是畅通空间互动的重要要求和培育壮大增长极的基础条件。因此，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和实施，破解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发展不充分问题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区域战略动态叠加客观上进入以深入发展统一基础设施特别是共同公共制度为重点，平衡推进空间一体化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强调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要求发挥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

　　在新阶段重点推进统一基础设施特别是共同公共制度建设，一要着重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夯实共同公共制度的基础；二要加快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建设，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三要鼓励地方政府之间创设跨区域论坛、共绘联合发展规划、构建数据共享平台、建立政策协调机制，使各地区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能够更为协同；四要着力完善布局、优化结构、提升功能，强化系统集成、安全韧性，全面构建统一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五要建立健全对区域重大战略、四大板块、特殊类型地区等空间差别政策与统一市场一致性评估制度，科学分析两类政策在目标、手段和效果上的协调程度，增强政策的整体效果；六要按照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要求，着力推进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共同公共制度、统一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技创新、数字和绿色赋能。

　　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极

　　增长极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在空间经济分析和政策中指具有创新能力、增长潜力的经济活动集聚形成的经济地理中心。培育壮大增长极是通过空间差别干预有效实现特定地区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路径，是新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畅通空间相互作用和经济循环、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加强腹地建设的必然选择。

　　尊重和顺应空间一体化条件下经济集聚规律，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极，要遵循“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模式，着力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经济与人口承载能力，提升其辐射带动能力。要因地制宜地把超大特大城市普遍发展成为参与全球城市网络重构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极。目前，全国几乎所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均在一定功能范围内兼具全国或一定区域范围的中心性和国际中心性。要适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把完善超大特大城市体系作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战略任务。一方面，大力培育发展超大特大城市各具特色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另一方面，顺应多中心网状化区域协调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要求，更加着力加强上述四大功能在中西部超大特大城市和沟通周边国家地区的桥头堡城市之间战略布局。

　　要以促进都市圈发展为主要节点区域，进一步推进城市群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更加着力优化提升城市群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人才发展环境、创新生态系统，完善空间品质—人才—创新多级驱动发展机制，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加大力度建设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辐射带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在壮大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增长极功能的同时，可考虑把“风筝区域”建设成为推动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核心区域。所谓“风筝区域”，是一个形象的描述，即以京津冀—长三角发展轴、京津冀—成渝发展轴、长三角—粤港澳发展轴、粤港澳—成渝发展轴为四边，以京津冀—长江中游—粤港澳发展轴、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发展轴为对角线，而组成的形如风筝之区域。这一区域是全国自然人文条件非常优越的区域，人口和GDP在全国的占比都很高，其中，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口数量多，内陆地区为全国重点潜力地区但人口密度较低。可顺应空间一体化框架下双循环核心区空间拓展和“核心—外围”格局转型的内在要求，发挥“风筝区域”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心地域的优势，着力把其内陆地区培育发展成新的巨型增长极，进而加快释放发展效能。

　　推动城市功能圈全面发展

　　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核心在增长极，关键在发挥增长极辐射带动作用。增长极与周围区域一体化是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扩散效应、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不可或缺的基础。没有这种区域一体化，增长极便不可能增强自身、惠及周边、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城市功能圈是增长极与周边地区优势互补、一体发展的微观、中观、宏观空间组织。城市功能圈化是增长极增强自身、惠及周边、带动区域和实现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必然过程。推进空间一体化、发挥区域叠加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的要求，推动不同层次的城市功能圈全面发展。

　　一要建设城乡共生圈。中心城镇区与周边城乡职住一体、通勤密集、融合发展的城乡共生圈，有利于高效对流、优势互补、民生改善、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功能圈的微观层次，已客观上成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形态。要顺应这一趋势，把规划建设城乡共生圈放在重要位置，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总结以县城为依托的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发展经验，借鉴相关国际经验，建立科学的基本空间单元、中心核、通勤率和通勤距离等城乡共生圈规划建设标准和制度，有序推动城乡共生圈全面发展。

　　二要深入推动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由核心城市和周边大中小城市融合组成的现代化都市圈，本质上是城市经济圈，属于城市功能圈的中观层次。近年来，现代化都市圈迅速成为支撑引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强大空间。进一步深入推动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要积极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以都市圈规划为指南，以核心城市发展方式转变为抓手，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同时，顺应核心城市实力显著增强和空间自由度明显提高的态势，因势利导，可考虑放宽都市圈核心城市标准，推动更多有条件、规模大的城市与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

　　三要建设城市群经济圈和新型经济大区。城市群经济圈是城市经济圈的高级形态。要顺应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战略要求，着力推动城市群与周围地区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以城市群为核心、生产集中、生活水平均等、生态繁荣、对流高效的城市群经济圈。其中，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等城市群经济圈发展，要以相应的国家区域战略为支撑引领，加快建设成为拥有各具特色的科技体系、产业体系、消费体系和国际交往体系的新型经济大区。

　　四要建设开放对流的国家经济链带。国家经济链带是城市功能圈的宏观形态。可考虑以将“风筝区域”建设成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循环核心区域为辐射带动，以“三横三纵”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区位导向，加大力度建设以“风筝区域”为核心、链接“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走廊、开放对流的国家经济链带，包括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京广—京哈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大陆桥现代化经济走廊、西部南北向经济带等，并同时以沟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桥头堡城市及重要岛屿为关键节点、以边境地区现代化基础设施为纽带，规划建设国家环边境地区经济岛链，努力形成深耕本土、辐射全球的现代化强国“核心—外围”经济地理一体化格局。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杨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