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8项重点工作中，第一项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足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抓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策略，也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必然选择。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就是要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以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解决供给需求结构性错位，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则是结构问题。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问题的“牛鼻子”已经不在需求侧，而是在供给侧。当前，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寻求新路径。
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调整，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角不是政府和官员，而是企业和企业家。以往，我们过多地从需求侧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有形之手”伸得过长、干预过多。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则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给企业和市场相对稳定的预期，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下放给市场和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这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在激活微观活力，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强调需求侧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的是中央经济工作思路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转变。用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以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我们常讲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从经济运行结果着眼的，便于宏观调控进行短期的逆周期调节，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产业、企业角度观察认识问题，更加突出长远的转型升级。
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与约束，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性任务，其难点和重点就在于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建立起一套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在我国，一个完善、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没有厘清，还存在某些政府对市场的不当管制与干预，在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供给侧要素方面，存在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具体来看，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供给侧的优化调整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效应，资源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流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难以得到充分释放。
“三去一降一补”依然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战略上看，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从战术上看，要抓住关键点，继续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重点任务。
积极稳妥去产能，优化供给结构。要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其目的就是将宝贵的资源要素从那些产能严重过剩、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和“僵尸企业”中释放出来，理顺供给端，提高有效供给，创造新的生产力。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产品与服务的升级严重落后于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的升级，形成产能的结构性过剩。应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业链上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从而替代高端进口产品消化部分产能。更加注重创新带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和布局结构的优化，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重拳出击去库存，清除供给冗余。化解房地产“库存风险”的重要途径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其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防范风险去杠杆，确保供给安全。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名义杠杆率并不高，但潜在风险也不小，存在较多隐性债务，债务增长偏快。当前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是在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同时，标本兼治，逐步并有效地重组和化解债务，切实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积极有效地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多措并举降成本，提升供给能力。当前，实体经济在利润和盈利能力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的同时成本上涨较快等问题进一步突显。因此，中央提出要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中，通过“组合拳”的方式，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注重降低企业的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另一方面，要帮助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提供优良的融资环境，降低电力价格，推进流通体制改革，推动企业降低物流成本。
雪中送炭补短板，扩大有效供给。补短板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法”，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产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补短板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高扶贫质量。此外，还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推动企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的创新进程。
以各项制度创新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制度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加快简政放权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包括要素价格的直接管制，改革要素供给，形成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本质正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一方面，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政府的“有形之手”过长、乱伸。另一方面，要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把该管的管住、管好，把该服务的服务好。在简政放权、监管职能调整的同时，应考虑机构编制、经费投入、人力资源的同步调整，以便于基层政府能够承担得住下放的权力，在事中事后监管上有足够的力量。
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供给水平。十九大报告指出，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落实这一要求，就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装备制造、工程建设、服务业等领域提高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提升竞争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引导企业突出主业，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核心竞争力。需要把标准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标准的全面提升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全面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开辟供给空间。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加大投入力度支持传统产业技术改造，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基础零部件、工艺和材料。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主要是瞄准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形成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释放供给活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优化供给结构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发挥人力资本作用，更加注重调动和保护人的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两类人最为关键：一类是富于创新和敢闯敢为的企业家，另一类是工匠和劳模。十九大报告一方面强调，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另一方面强调，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两方面是提高供给体系中人力资本的重要保障。
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增进供给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公益性、产业基础、国民经济控制力来实施全面的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优化国有资本的产业分布，创新国有资本的治理方式。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清理各种税收、财政返还等优惠政策，财政支出不应再面对具体企业，而是支持人才、信息、技术、资源等要素市场平台的建设，让所有市场主体实现“起点公平”。三是建立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政绩考核体系，促进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经济供给质量的提升，增强其为市场、为社会主体服务的能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