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作为当今的一门“显学”，可以有多维视角嵌入。从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出发，吸收其矛盾中对立统一的思想，认识—实践、再认识—实践中实践第一的思想，反哺到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的分析当中，可获得一些全新的视点和认识。矛盾和实践的视角承认时间和运动是事物发展的两个重要变量，由是观之，源之于矛盾和实践视角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的全部认识和相关实践方案，决不会止于某时某刻的研究，必将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全面更新。
[关键词] 矛盾论；实践论；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毛泽东同志作为语言大师，既是捍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权的斗士，也为我们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以下简称哲科话权）事业留下了宝贵遗产。半个多世纪前，其光辉篇章《矛盾论》《实践论》指引了中国取得东方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胜利；今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争取国际话语权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不能用战争规律来解读话语权之争，但用毛泽东同志矛盾和实践的思想观点来审视，我们对哲科话权的认识也许会打开另一扇窗户，看出另一番景象。
一、哲科话权的矛盾三思及其他
理论上说，一个正确的命题，往往有着无可置疑的存在性；哲科话权命题正是这样的存在性，它又包括道义性和理义性。然而真正反观哲科话权，源于矛盾两面的几多困惑——正如《矛盾论》所说，世上从古到今，事物就是矛盾——还是相伴而生，反思它们不仅不会阻碍，反而有利于对哲科话权的探讨。
（一）话语具有自然属性还是标签属性
哲科话权的基底是话语，话语最原始、最基本、最直观的功能是表达。第一层次的表达是说出物欲需求，第二层次的表达是说出内心感受。千百年来人们把上述两个层次的表达视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所以把话语的自然属性视为话语属性的全部一点也不足为奇。现在话语权一词炙手可热，但冷思考过后，又觉得它脱口而出之下其实还是有一些理解上的抵牾之处：矛盾一，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权利的物质属性，且权利的争取都是通过行动实际干出来的，它们可触可见，因而权利及其获得总是与具体或实体形态挂钩（实权），而话语既非物，又非形，由此推想派生的话语权应该是脱钩物形的延续（虚权），权利实与虚的矛盾出乎其由；矛盾二，权利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重要的动力因素，它总是在有一定规模的时空舞台上完成其降临，甚至具有轰轰烈烈的仪式感，而话语要说有权的话照一般的理解只是某种平凡的场合上被赋予了说话的机会，过后也难以留下难忘的瞬间，权利饰与素的矛盾出乎其间；矛盾三，时世的发展让权利有必要把自身固化下来，不然得到了也有可能失去，固化的途径就是各类格式文本，如果把话语和权利联在一起，那么它的权利很可能是随机的，不保持通常意义上权利固化性的特点，权利常与动的矛盾出乎其时。
上述矛盾的背后喻示着顺理成章的推论，即在权利范畴内话语具有标签属性——一种脱胎了话语的通常功能而演变成以表达自身为己任的符号规定性，它与自然属性相互排斥，若如是，则又牵出更大层面的矛盾性困惑：作为一般性的话语，究竟是具有自然属性抑或具有标签属性？
（二）哲科话权是比以理示人还是大声抗争
哲科话权的载体形式是各种理论刊物、报纸书籍、影像资料等媒介物，它们是无声或有声语言的代表。既然如此，那就有发音器官“嘴巴”和传播频率“声音”的两个通道，来完成通常意义的话语动作。不难理解，权利的话语比说话的话语的要求高得多，因为光知道说话表达的只是事情或事物的外形——比如陈述或描述等，它们是没有思想的直进式，这种说话的能力放在“圆桌会议”上缺乏打动力，别人是不会把话语权“扔”给你的。困惑以至矛盾于是产生：在各路势力唇枪舌剑的时势下，哲科话权的争夺比的是“理”还是“声”？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应充分展示我们要获得话语权的根据即必要性、正当性、不可剥夺性等，采用的方式或者条分缕析，或者娓娓道来，或者引经据典，或者旁征博引，总之是冷静、理性、含蓄、内敛，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有理不在声高”。但由此又带来的矛盾是，如此“书生气”有多少会被丛林法则所接受？慢条斯理、温文尔雅造成的结果就是“老实被人欺”，到那时不要说哲科话权，连说话的机会可能都得不到。
如果是后者，那就要无论什么情况，都以声音开道，“嘴唇”要变得更利索，“音调”要变得更高亢，总之是憋足了劲地提高嗓门，大声说出诉求，如此一来，话语是“抢”着说出来了，以“说”为快的目的也达到了，但矛盾的一面是，受众方可能并没有听进去，产生的效应极微，而且作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博取应该是建立在学理的基础上，情绪化的表达并非善策。所以，哲科话权的“理”与“声”看起来又是矛盾的。
（三）哲科话权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还是形式
当今世界人文学科的交流日益频繁，其中多以古典、新古典、新新古典为前缀，以各种主义为后缀的思潮也层出不穷，可以说，国与国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既音响铿锵，又使得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哲科话权考量权重的攀升已成了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趋势。由此带来的困惑是，哲科话权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还是形式？如果是前者，则哲科话权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质性范畴（这里不是指哲科话权这个概念本身，而是指国际话语权），它至少应有象其他范畴一样的地位，即见之于该门科学的研究而作为被服务对象，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部研究资源都应围绕它来调配，包括研究的体系、体裁、风格、范式、建构、解析、路径等等。哲科话权应该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向，相对于研究者来说，它可渗透到研究思想的“血液”之中、浸润到研究志趣的“骨髓”之间。但如此一来，对哲科话权要讲究表达方式、把握表达火候、适应表达场合、揣摩受众心理、切合文化习惯等这些外在的“包装”又不好理解，似乎哲科话权还是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式更妥。
而如果是这样，则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只需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身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千方百计提高我们的“出镜率”、积攒话语上的“高人气”，如此我们话语的机会是增加了，某些情况下得到“听众”认可甚至“爆棚”的场景也增多了，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捍卫，对百年崛起“中国梦”的输出，对“中国特色”、“中国故事”、“中国气派”、“中国品格”的阐释，有可能成为追求形式的牺牲品，在一片所谓的“喝彩”声中被窒息了。因而，哲科话权的“内”与“表”看起来又是冲突的。
二、我国哲科话权在实践上的窘迫不容忽视
哲科话权的矛盾之思虽然提出了一些深层次的困惑，对哲科话权的研究至少不会产生“无问题意识”的简单化倾向，但还只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因为，如果对我国哲科话权在实践上面临的窘迫不给予足够正视，也就无法充分认识到我国争取哲科话权的紧迫意义。
（一）缺乏自创的话题和概念
要有话语权，首先就要有要说的话语，因为话语权是融入话语中的，沉默永远产生不了话语权；而要产生话语，就不能见事说事，是什么说什么，得要有话题和概念；有了它们，就为话语权的获取铺平了道路。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自创的话题和概念不多，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话题和概念倒是不少。当然，牵鼻子的话题和概念中，有些也不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像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等这些外来话题，它们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的进步。但很多时候正是由于步西方话题之“趋”而不知不觉落入别人彀中、掉入他人套里，使得话语权永远与我们无缘。随便打开报纸或电视，映入眼帘的基本上都是非本土化的话题和概念，而像解构马克思主义、人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保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或概念，其实我们完全能够按自己的理解而自创出来，赋予中国话意，从而与西方平分秋色。
（二）缺乏自制的叙事和表述方式
有了话题和概念，还要有出于自己之手的叙事与表述方式来传递主张，达到他人为我所动。由于我们的研究范式过分强调与国际接轨，使得建立在这种范式基础上的叙事与表述方式总是东施效颦、步人后尘，彰显不出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进而又导致哲科话权变得有“权”无“实”或有“实”无“权”。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传统的叙事和表述方式，比如在方式上的高度抽象、思辨、深邃、通达等，还有汉字的见形会意和汉语句式的字段小、信息大等，都有着西方不可比拟的优势，只是它们需要根据当代的特点稍加改进，关键是要古为今用，但很遗憾我们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结果老的丢掉了，新的又出不来，出现了叙事和表述方式的“断层”，所以眼睛看到或耳朵听到的少不了那些半英半中甚至全英的叙事或表达方式，“皇帝的新衣”满天飞，遮盖掉了本应闪光的本土物，实为可惜。比如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实地调查，一上来非要按照西方的那套话语体系走，因子检验、因素分析等罩住了活生生的“中国案例”，这也是我们很难再出《江村经济》这样让世界侧目的调查经典的重要原因；再如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的体例、格式、注解等，借用的全是人家的规范，构成新“洋八股文”，在日益“精致”的体系下全然失去了自己的东西。
（三）缺乏自立的哲科话语精品
精品一定是有影响的，而有影响的不一定是精品，跟风“秀时尚”无论怎样也达致不了哲科话权。一方面，前台登场的哲科话语精品屈指可数。以莫言、曹文轩获得大奖为标志，时下我们在人文学科话语权方面有了进步，但哲学社会科学这方面却建树不多，莱比锡、巴黎等国际书展上我们作品的获奖率、影响力和中国的大国地位仍很不相配。另一方面，后台助阵的哲科话语精品支持体系乏力。以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SSCH、A&HCI等数据库的收录情况为例，据统计，SSCI收录的3216种期刊中，美国1364种，占42.41%；英国979种，占30.44%；中国大陆11种，仅占0.34%。3216种收录的期刊中，语种为英语的期刊2883种，占89.65%；没有一种以汉语为办刊语种的期刊。A&HCI收录的1898种期刊中，美国的为629种，占33.14%；英国的为438种，占23.08%；中国大陆5种，占0.26%；以英语为办刊语言的1266种，占66.70%；以汉语为办刊语言的3种，仅占0.16%。[1]精品之“皮”不存，话语权之“毛”将焉附？
三、用《矛盾论》来看待哲科话权的矛盾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2]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就开宗明义强调了这一基本思想。毛泽东同志矛盾思想的核心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有矛盾不可怕，倒是没有矛盾会掩盖问题；矛盾的程度代表着思维的深度。由此，就不难理解哲科话权的上述三大矛盾，并由此拓展矛盾认识的空间。
（一）作为问题的基础，应认识到话语是自然属性和标签属性的统一
第一，哲科话权就是实与虚的矛盾统一体，实就是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要有中国声音和中国分析，虚就是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非议题活动中要产生一种中国标识的无形力量；第二，哲科话权也是饰与素的矛盾统一体，饰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哲科话权要通过合宜的途径来建立，不能操之过急，对我们的意图要“巧”输出，少搞“硬”表达，素就是在建立公平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格局和秩序时要直抒己见，坚持正义，体现中国的真诚，以获得更多的回应；第三，哲科话权还是常与动的矛盾统一体，常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哲科话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导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原则问题上要一以贯之、锲而不舍地加以争取和维护，动就是在某一具体、局部的研究领域可以根据时代背景，选择哲科话权不同的主攻方向，展现更多的灵活性。
（二）从一般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应认识到哲科话权的争取是以理示人和大声抗争的统一
以理示人和大声抗争，也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概括为：“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3]其核心思想是，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总是纠合叠加，很难把它们识别并区别开来，然而它们中的不同方面对应的对策又是不同的，尤其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现实中我们又必须认清它们的界限，加以区分。上述核心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根据面临的不同环境，采取不同的对策。就哲科话权的争取而言，在正常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和切磋（同一性或普遍性）的环境中，我们应秉持科学、求真、务实、坦率的治学精神，攻克学术堡垒，以业绩清单说话，树立起中国学术的世界权威；而在打着国际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和切磋旗号的非正常（斗争性或特殊性）环境中，我们要识破其刁难和责难的真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按常理出牌，不讲温良恭俭让，不过分拘泥于理义，让话语权在不失声中不受到侵害。
（三）从全面衡量哲科话权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关系来说，应认识到前者是后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但话语权作为一个确定的概念提出来时间并不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小时段内，话语权很快成为“热词”，个中缘由，与话语权之魂早已嵌入国史、党史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不无关系，我们常说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多极化”等，就是话语权的另一种说法，然而这与专门从本体论上对待话语权的学术处理态度还是有区别的。因而，从内容层面分析，在当今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理应有自身的学术敏感，对哲科话权进行客观、冷静、理性、中肯、全面的分析，并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把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作为一个上位概念或范畴来引领其他研究，以此构建与时代特点相适应的学术研究新学科、新体系、新生态。同时，从形式层面分析，哲科话权的研究又不能陷入“唯理论”和一是一、二是二的“版牍迂腐”之中，应注意到哲科话权是一门交流性很强的艺术，对与错、是与非不能代替立场、情感，在必要的时候应随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情境，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来加大形式的包装可能更为重要，通过外形设计，使中国的哲科话权变得更为充满灵气、鲜活，以增强网络时代下的世界认同。
总之，按照以上三大矛盾关系的分析逻辑，还可以延伸出像总与分、著与述、说与唱、软与硬、攻与守等的矛盾范畴，相应地，如果遵循《矛盾论》的对立统一分析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视角，来进一步深化哲科话权的认识。
四、用《实践论》来看待哲科话权的实现
不同的思考维度对应不同的研究命题。哲科话权的矛盾论探讨的是思维义辨问题，而哲科话权的实践论探讨的则是实现路径问题。话语权说在嘴上，动在手上，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要落脚在行动上，它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命题。“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4]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特别是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去实践，这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因此，从“变化了的情况”的角度看，中国哲科话权的实现首先还是要从推进国家语言能力战略入手，实施“话语革命”，再配之以学术出版机构支持的战略。
（一）培养急需语言人才
国家语言能力不仅体现在全民语言能力上，而且体现在专门语言人才数量和质量上。专门语言人才缺乏已成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尤其是以下四类人才严重不足：语言应用人才，特别是与高新技术相关的语言应用人才，如速录师、语言信息分析师、语言工程师、语言康复治疗师、命名师等；复合型语言人才（语言+专业）；语言应用研究及教学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语言应用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大力扶持语言交叉学科，优化语言人才培养体系。特别要重视培养“语言+专业”型人才，即扎实的语言基础加某种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二）加快语言资源建设及开发利用
语言资源建设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已成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着力点。当前形势下，应注重语种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语种结构的优化。例如，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外交需求等战略重点，大力发展战略性语言资源；围绕提高国民语言运用能力等目标，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尤其要面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发展，建设适应人和机器使用的各种数字化语言资源库及应用平台等。
（三）发展语言应用新兴领域
大力发展与语言相关的新兴领域，是增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如以语言信息处理为核心的语言技术、语言科技，语言培训市场、翻译市场、语言文字出版、语言创意与语言会展、语言服务业等语言经济，语言康复技术，语言分析技术等，都是当前扩大话语权主攻的重点。
（四）构建语言服务体系
我国语言服务普遍供给不足，社会语言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影响了相关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以国家安全语言保障、社会语言服务、海外语言服务、应急语言服务、科技创新语言服务等为体系的语言智库，则显得十分重要。建议国家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根据不同语言需求，逐步建设功能齐全、形式多样、有机互补、方便高效的语言服务体系。
（五）扩大汉语国际影响力
一般而言，一种语言触角的全球延伸和影响力的广泛辐射，两者是成正比的，它既是该国国家实力的外现，也是国家利益的国际拓展。因此，我国应大力推进中国主体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努力提升汉语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这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界的任务，也是满足世界汉语需求的需要。
（六）增强语言管理能力
语言既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是管理的对象，还是一种文化规约和社会制度。通过对语言及其使用实施科学规划和管理，构建良好的语言秩序与和谐的语言生活，是保障国内社会稳定和国家对外扩展发展力、形象力的必要条件。因此，提高语言管理能力，同样事关哲科话权的实现。
同时，在推进学术出版机构支持战略方面，首先，应将学术出版机构纳入中国哲科话权建设的总体框架，认定其在产品生产、评价、传播、专家培养、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其功能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构建学术出版机构与其他研究体系的联动协同机制。其次，支持学术出版机构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产品资源，培养编辑和内容策划人才，搞好出版产品数字化，搭建海内外传播推广平台，同时将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产品纳入各种国家级和省部级评奖、评价活动，给予这类出版物社会普遍认可的身份。再次，支持学术出版机构参与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评价考核工作，为其获取评价资料和基础信息提供便利，认可其作为第三方评价的公允性，采纳其科学的评价结果。最后，支持学术出版机构参与国际话语体系构建和公共外交建设，给予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出版活动更多支持和便利，鼓励其与国外知名出版机构深度合作，建立特殊的公共外交渠道，搭建国际出版产品交流平台，以出版外交促进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提升公共外交水平。
参考文献
[1] 沈壮海. 建设具有自己特色和优势的学术话语体系[N].学习时报，2016-5-23（2）.
[2][3][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9,333,292.
[作者简介] 欧阳兵，江西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