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Moody's)称，未来数年，中国政府的直接、间接债务和经济体系债务将持续上升，财政实力与信用质量下降，因此，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3下调至A1，但未来展望由负面调至稳定。这是穆迪继去年3月将中国主权评级展望调为负面后，正式调降中国评级，也是自1990年至今的27年来，穆迪首次调降中国信用评级，引发国际国内高度关注。
穆迪冲击影响有限
穆迪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引发市场反弹和舆论激烈反应。市场层面，受负面消息影响，中国债市收益率刚开始猛升，但很快回落，基准五年期国债收益率又回到3.8%附近，表明市场短暂波动，但很快重归稳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微跌，上证综指于25日低开后强劲走高，收复3100大关，显示市场信心未受实质影响。舆论层面，穆迪降低中国信用评级，不但没有博得掌声，反而引来大量质疑。中国财政部表示，穆迪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评级在方法论上存在瑕疵。国内外学者也多对穆迪的举动持反对意见。因此，穆迪调降中国评级，其短期负面影响有限，尤其在国内的金融市场，更是波澜不惊。
从中长期看，中国信用等级的下降，我政府或相关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将会有所升高，对我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也将受此影响，在美元升息的背景下，主权信用评价下降，无疑将放大我国资金外流的压力。但中国企业海外发债融资数量仅数百亿美元，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在未来仍将是低迷的世界经济中的一抹亮色，仍将是国际投资热土，因此，总体而言，“穆迪冲击”难撼我国经济发展大局。
运作模式存在缺陷
穆迪是美国评级机构“三巨头”之一，创立于1900年前后的纽约华尔街，较另外两大巨头标准普尔、惠誉资格稍老。此次穆迪冲击，并非孤例。2013年，惠誉就曾下调中国的信用评级；而另一家机构标准普尔，在2016年3月曾将中国主权展望下调为负面，根据其工作机制，预计不久也可能有所动作。本次穆迪的举动之所以引发热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人意料”，存在明显有失公允客观嫌疑：
一是评估方法失当。正如我国财政部相关声明所言，穆迪的信用评级过于依赖“顺周期”模型，对未来的预见能力相对不足。综观其分析模型，该公司主要基于历史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其惯性趋势，作为信用打分的重要依据。穆迪预计，到2018年和2020年政府的直接债务将逐渐升至GDP的40%和接近45%，但实际上，中国当前正力推财政金融整固，未来五年随新预算法及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的到位，中国债务增长势头正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债务风险指标难有较大变化。
二是对中国经济理解有失偏颇。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习俗文化与制度环境，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使得西方机构一直难以真正了解中国经济的实情。目前，中国正力推基于顶层设计的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稳中推进，经济活力潜力不断积聚，发展势头稳中向好。若非深入把握中国经济真实逻辑，穆迪预测难免“跑偏”。
权力失衡导致机制缺失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包括三巨头在内的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上地位并不起眼，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资本市场地位崛起，评级机构的影响力快速上升，凭借美全球经济霸主以及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三巨头渐成国际信用评级的寡头，基本垄断国际市场，甚至拥有可能影响一国生存发展的巨大权力。
但绝对的权力，容易滋生问题，而权力的私有化和美国化，带来金融权力失衡的弊病，导致全球监管。近30年，三巨头纵横全球叱咤风云，但这也是它们饱受诟病的历程。2008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三巨头的所作所为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滥用其市场地位，对大量低级别信用给予高评级，为无数有毒资产背书，在获取惊人利润的同时，将全球投资人推向灾难的深渊。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之前，三巨头同样为实质上问题重重的欧洲主权信用背书，当时希腊的主权评级甚至高过中国。这两次危机，其规模之巨牵涉面之广影响之深，均为历时少见，三巨头显然无法仅以市场操作“失误”为借口，以塞悠悠众口。
除了上述所言运作模式存在重大问题外，这种权力失衡带来的监管机制缺失，显然是当前国际金融体制的重大缺陷。金融危机爆发已近10年，但因个别金融霸权意愿阑珊，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仍任重道远，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遥不可及。目前，连本来最前景可期的银行监管，也随着美国新政府的“金融改革”，而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更遑论信用评级等领域。三巨头的信用评级行为固属市场行为，但影响金融市场和各国利益全局，已带有“公共产品”性质，需严加监控规范，防止权力的“傲慢与偏见”惨剧再度发生，导致全球监管缺位。
（徐飞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经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