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不太关注，而且几乎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它纯粹商业的性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从一开始就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将它误认为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而实际情况是，“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个盈利产品
期刊业内的所谓“影响因子”，在我国当下期刊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中，已经被推到了一个荒谬的高度。举例来说，10年前某学术机构就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了25万元的奖金，某些大学的奖金更是高达30万元以上。只因《自然》杂志在“影响因子”中遥遥领先——2014年它的“影响因子”为41.5，高居第七位。
还有不少国内学者将“影响因子”看成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一些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
非常奇怪的是，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不太关注，而且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纯粹商业的性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从一开始就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将它误认为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而实际情况是，“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个盈利产品。
“科学情报研究所”从1964年起逐年发布“科学引用索引（SCI）”，1975年起发布“期刊引证报告（JCR）”。这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则是基于对SCI等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其中就包括发布期刊“影响因子”。
许多人误以为SCI和“影响因子”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但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1992年，它又被汤森路透集团收购。公司最初曾使用“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名称，听上去有点伪学术的味道，但在1960年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之后，看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公司创始人加菲尔德晚年曾坦承，他要的就是这种鱼目混珠的效果：“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盈利机构。”
不过，对于长期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的人来说，仅仅指出它是由一家私人商业公司发布的，可能仍然不足以动摇他们对“影响因子”的崇敬。要真正理解“影响因子”，还有必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SCI作为JCR的数据基础，相较前人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不再区分学科类别，收录期刊海量增加。但根本区别是，先前人们对期刊进行筛选时，还保持着非常纯洁的动机，为的是服务学术；而SCI和JCR不是这样，它们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信息产品，“赚钱”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
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1965年，加菲尔德迫切需要打开SCI的市场，他在出席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时，将自己的大会报告变成了产品推介。他宣称，学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 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此后30年间，加菲尔德一直鼓吹这个观点，并由此产生了“高引作者名录”的神话。
但事实上，加菲尔德对相关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他非常明显地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呈现；二是，他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三是，他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一个强有力的新证据是，“科学情报研究所”2014年公布的“高引作者名录”中，尽管包括多达3216人，但其2014年诺贝尔奖预测的命中率为零。
总之，虽然商业性质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公正或不合理，但具体到“影响因子”这个西方人发起的游戏，它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却真实存在，而且不一而足。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