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股市异常波动以来，证监会不断加强监管力度。刘士余主席上任后，进一步提出“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的理念，陆续查处了多批违法违规案件，不断推出监管新措。可以说，法治的“篱笆”越扎越牢，处罚的利剑越来越锋利，执行的节奏越来越密集。
在各界高度肯定“加强监管”的同时，我们也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证监会只要抓好监管就可以了”。其实，这种“听起来很正确”的说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自中国股市诞生以来，对监管者的定位、职能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论：从早期对“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质疑，到“监管者应只管执法，不管涨跌”的呼吁，再到这些年有关“监、审分离”的建议，对“只管监管”的赞美，其实都隐藏着一个不理性的因素，即忽视中国股市基础薄弱的一面，把“监管之责”与“发展之务”对立起来了。
为此，笔者对股市监管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股市监管方略没有也不会转向“单向度”。
监管者强调“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是监管理念与股市改革发展战略的一次升级，是在以往监管经验、监管成果上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突出了对市场发展新现实的针对性，但不意味着监管方略转向了“单向度”。
监管“永远在路上”，但每个阶段又有不同的情况，每个阶段的监管因此有不同的特点。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监管需要累积经验、累积“课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严”字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严与不严，都要看当时的市场实际。加强监管的落脚点，是维护市场秩序、引导和管理预期、促进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而不是其他。
第二，监管之责与发展之责相辅相成而不是割裂的。
中国股市法治化、规范化、市场化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程。在主体运行、市场秩序、执法监督、自律调节、信息传播、投资者保护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较长的路要走，甚至还有一些错误要经历一番。就是说，中国股市发展的任务还很重。
中国证监会不单单承担着监管的任务，而且肩负着相当程度的市场发展的任务和使命。中国证监会与美国证监会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要考察、评估市场发展的状况，包括成果和不足，并不断提出发展规划，涉及路径、步骤甚至工具的选择；而后者可以尽量少地考虑类似问题。比如沪港通、深港通、新三板、是否加入MSCI等，美国证监会基本上不用考虑。
股市不断提升发展质量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运行基础（市场生态）和监管体系的过程。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好的运行基础（市场生态），单向度地讲严格监管，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没有适合和高效的监管体系，市场运行基础也会受到损害。而运行基础（市场生态）如何，本身就是市场的发展问题。
第三，新阶段股市监管要努力实现和充分体现“三个效应”。
我国股市仍处于“新兴加转轨”的阶段，贯彻落实“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的理念，关键要看实效：促进了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就是好的监管、适宜的监管，伤害了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利益，就是不好的监管、不适宜的监管。
新阶段股市监管要努力实现和充分体现“三个效应”。一是针对市场主体的“示范效应”。监管就要杀鸡骇猴、以儆效尤。对于公然违法违规的机构和个人必须依法处理，树立“违法违规必被罚”的治市权威。通过执法监督，警示所有市场主体依法参与市场，去除侥幸投机心理，应是监管者的执着追求。目前，执法监督仍有“打不痛”、“打不准”的问题，需要加以改变。
二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辐射效应”。股市执法监督不单是针对违法违规的当事人，也不单是针对证券市场内部，而是对全社会公平公正负责。要通过查处股市违法违规案例，向社会公众传递公平正义精神，展示股市建设成果，引导公众从股市监管看到金融监管的进步、司法体系的进步。要通过股市监管，树立中国股市的良好形象。
三是针对制度建设的“渗透效应”。执法监督本身也是建设行为，执法者、监管者可以通过执法监督，检验现有规则是否与市场运行的状况相契合，可以从市场主体那里获取对执法、监管的反馈；执法者、监管者也可以向市场主体传递正面或反面的建设信息。在此基础上，执法者、监管者可以对规则和执行方式、手段进行调试和改进，促进监管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加强和改进监管，是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监管是市场建设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只要有了监管，市场就会风平浪静、没有是是非非的想法，是脱离实际的。监管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只有把监管与发展统筹起来、兼顾起来，均衡和持续发力，中国股市建设才能真正走好。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