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三十年来，经贸关系一直扮演着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角色，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商界一直游说美国政府维持中美关系良好发展势头。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变化，美国企业在华经营和盈利方式已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甚至与5年前或3年前相比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此，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在华经营外资企业需要针对新的情况及时做出调整，否则就可能会面临一系列困难。除了经营和盈利方式变化，近年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放缓也使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这些因素叠加起来，都使经贸关系是否还是中美合作主要推动力量变得值得商榷了。
除了经贸关系，中美两国学术交流也在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化。根据我的观察，美国学术界在代际变化中变得更加迷恋量化研究，而在历史、人文和语言研究方面的投入逐渐削减。美国学术界对量化研究的过度偏重，导致现在经济学越来越像数学，政治学越来越像统计学，国际关系学也沉溺于理论模式，好像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不再那么密切。这种研究趋势对中美学术交流产生了何种影响呢？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学界的“中国通”可能后继无人。纵观当前美国四五十岁的这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对于中国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了解已很难达到前辈研究人员那样的扎实程度，这点着实令人担心。
最近几年，我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一直强调，如果两国关系失控甚或发生冲突乃至战争，原因将不是两国的意识形态差异或利益冲突。虽然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完全相同，但现在已不存在过去那种所谓“东风”和“西风”之间的冲突。虽然两国在某些利益关切上也有不同，但在很多方面也相吻合。不管是经济再平衡、反恐、核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领域还是在区域性稳定方面，两国都有共同利益。那么可能导致中美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误解、误读、误判。现阶段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均在加大，社会利益集团更趋多元，新媒体发展异常迅速，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美各自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演变，同时也导致两国之间误解、误读日益频繁。
毫无疑问，误判的后果将会相当严重。正因如此，加强中美民间外交变得愈发重要。其中两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更能起到关键作用。如果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美学术交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坐标仪”，那么中美两国智库的沟通就应是两国关系的“报警器”“缓冲带”和“减压器”。
美国很多智库都有悠久历史，它们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几年，尤其是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政府极具远见的政策支持，中国智库也迈入了迅速发展时期。虽然目前出现了诸如“一窝蜂”、形式主义和低效雷同等问题和现象，但这也在所难免。总体而言，中国智库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和前瞻性，能反映出中国在区域政治或区域经济方面影响力的提升，可以说是中国崛起的表现。
尽管如此，对于中美智库交流，我觉得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首先，中美两国都应为双方智库的交流创造更为开放的政治氛围。两国智库也都应当更加积极地了解对方观点和观念，不要变成“鸡同鸭讲”。很多时候，虽然两国智库获得了交流机会，但经常是你讲你的我说我的，并没能够认真倾听对方。
其次，对于中国智库，我觉得它们在研究和阐述国家利益的同时，不要忽视对于价值观念的阐述。很多时候智库是利益讲得太多，却忽视了价值观念阐释。到底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它跟普世价值的关系又是怎样？我觉得这一点中国至今并未完全表述清楚。而如果这一点不表述清楚，中国的国际形象始终都会面临挑战。
再者，我觉得智库的重点还是研究，而非举办过多的论坛或圆桌会议。这些当然也很重要，尤其是在中国智库早期发展阶段。但这些终究不能长久支撑一个智库，真正发挥持久支撑作用的还是多方面、跨学科的研究。另外，智库的重点在于“智”而非“库”，它应该有更多思想家。过去30多年中国成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这背后必然伴随着思想界异常活跃的动态发展，但当前中国思想家的知名度仍然有限，在这方面还有很大努力空间。(作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本文摘编自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6中美公共外交论坛”上的演讲)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