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峰
■一些研究者为追求所谓新意、新体系、新概念，只要看到西方有什么新东西就开始大量“贩卖”；还有的研究者只管自说自话、随意表达，而不关心实际效果。这都是不端正的研究态度
■有些所谓新观点无非是一个新意见、新表达而已，既没有严密的逻辑支撑，也缺乏可能的事实基础。这种标新立异，并非科学的求真态度，也难以肩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
■比较恰当的方式是，在话语体系上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能够与世界对话，让更多人看得懂、听得懂。为此，必须处理好宣传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等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面对这一时代赋予的伟大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着重推进四个转变。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从书斋走向社会现场。
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可能有一种误解，即以为文科研究是拍拍脑袋、耍耍嘴皮子就可以出成果的事情。在一些人的传统观念里，甚至以为文科科研不要花多少钱。其实，这是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不够了解的表现。面对今天日益复杂的社会变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需要深入社会现场，包括大量采用访谈座谈、社会观察、田野调查、实验研究、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和手段。只有深入第一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才能透过社会现象看本质，才能发现规律，进而找到更好的完善和改进社会的途径、方法。
在真正的研究意义上，文科实质上比理工科要复杂许多。因为社会现象无法被放入实验室，也无法将事物发展的条件理想化后再去研究，而必须在社会现场中去观察、调查和研究。所以，许多时候文科研究反而比理工科更加费钱、费时。
总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大力提倡研究者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实践、深入社会现场，从第一手资料中去探究社会变革的规律。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从肤浅地追求标新立异转向强调求真探索。
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有一种误解，即以为文科研究就等于新观点、新创见，并倾向于把新观点等同于新思想。现实中也不难发现，的确有一些研究者为追求所谓新意、新体系、新概念，只要看到西方有什么新东西就开始大量“贩卖”；还有的研究者只管自说自话、随意表达，而不关心实际效果。这都是不端正的研究态度。
一方面，求真探索性研究必须区别于纯粹个人观点的表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要注重，将个人的意见表达同严谨的求真探索区分开来。其实，有些所谓新观点无非是一个新意见、新表达而已，既没有严密的逻辑支撑，也缺乏可能的事实基础。这种标新立异，并非科学的求真态度，也难以肩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
另一方面，求真探索性研究必须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否则往往会停留于经验猜测性层面，无法在探索真理道路上走得更远。有时，我们甚至不难发现，某些问题几十年前被研究过，几十年后又被翻出来“原地踏步”。这就是因为相关研究者缺乏对已有研究的了解，实在是不应该。
与此同时，求真性探索还特别强调尊重多样性，并在多样性中逐渐凝聚共识。这跟自然科学一样，真理必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此外，求真性探索研究还需强调问题意识，要以真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为研究活动的聚焦点。与所有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是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不断求索。要通过求真探索，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改进研究方法，从思辨为主转向多样化方法并存。
当前，在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以思辨为最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典型哲学式研究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局面。现实中，有的研究者甚至拒斥和贬低实证方法；有的研究者虽然愿意采纳实证方法，却缺乏科学严谨性，往往因研究程序和理论建构的随意性而遭受质疑，从而使研究结论难以被承认。对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尤其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理论性的研究方法可以采纳，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受到尊重。研究的问题决定研究的方法，而不是把个人的主观偏好当作研究方法的选择标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要真正深入社会现场，通常离不开多样化实证方法的采纳。用恰当的方法、严谨的程序、可靠的数据（事实）、自洽的逻辑和正确的科学态度，广泛深入社会现场开展调查研究、研究真问题，以此来真正捕捉繁杂社会现象背后的发展规律。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归纳和演绎是相辅相成的。研究者应该有自己擅长的研究方法，同时要有自如驾驭演绎和归纳的双重能力。事实上，很多大师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既有扎实的实证研究功底，同时又有超群的思辨和演绎能力。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改进表达，从封闭式话语体系转向世界性开放话语体系。
当前，学术界流行着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一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传统话语方式；另一种是高度西方化的话语方式。在某些领域，研究者甚至运用的主要是西方理论，研究范式、话语方式也几乎都是西化的。不过，另外一些领域的研究者则相对“老套”，话语体系甚至无法与国际对话。
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两种话语方式可能都需要转变，既不能以完全西化的话语体系去研究中国社会，也不能以别人听不懂的话语体系自娱自乐。比较恰当的方式是，在话语体系上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能够与世界对话，让更多人看得懂、听得懂。为此，必须处理好宣传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等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此外，要在国际哲学社会科学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推动学术话语的世界化。这不是简单地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的问题，而是话语方式的整体性转换。没有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的恰当转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恐怕很难走向开放的世界化话语体系中去。
总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力争实现积极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大的作为，才能逐渐在世界舞台上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力，真正为讲好中国故事奠定扎实的学科和学术基础。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