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外界如何看待和言说，学人总该与世俗人生保持一些距离，这样才能体现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尊严。但现实是，学人经常要面对权力诱引和经济诱惑，它们都想把学人拉出“象牙塔”，使其步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近读广东学者兼作家陆键东所著的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深刻感悟到中国学人为人处事之不易，充分认识到学人也是有血有肉之人。陈寅恪，一个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敦煌学、考据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的大师级学人。他借助写作《论再生缘》 的学术方式，通过“渴望与人共享快乐的重要形式”，敞开自己的情感世界，使人们在尊崇这位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大师风骨和人格时，体认先生丰富细腻的情感、澄澈敏锐的心境。这种寄情于学术，并且借学术表达情感的方式，为很多高迈超拔的中国学人所特有。
陈寅恪虽是一位蜚声中外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学院门墙。徐葆耕在《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一文中曾说，陈寅恪“如一口深井，难测底蕴”。陈氏在《论再生缘》校补记后序中，把自己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写的一部痛诋异族入侵的《心史》。他将《心史》书稿装入铅匣，沉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比喻自己的著述，是意味深长的——他在著作中熔铸理性思考，但思想情感深藏在文字的“铅匣”中。
学人们可以承受世俗力量的重负，但在市场经济衍生出的物欲面前，却很难清洁下来、清静下去。那些向世俗缴械屈膝的学人，并不能将他们看成真正的学人，只能说他们是穿着学人袍装的功利主义者而已。真正的学人既应当面对世俗昂起不屈的头颅，也应当在世俗面前坚守学术良知和道德情操。
陈寅恪晚年生活时期，与今日之浊浪翻滚的商海怒潮不可同语。其时，校方只不过提供区区若干斤面粉、一两斤肉、几两油，东西不在多少，而在于让人们知道这是对你的特殊关照。陈寅恪却没有因为这些特殊关照而失去自我，他总是“以敏感的心灵防备着现实带给他的伤害”。当校方后勤官员的话刺伤其自尊时，他婉拒了每日六两肉的照顾，甚至连香港寄来的包裹也原封不动地交给组织，郑重表示不接受来路不明的馈赠。这也许是一种傲岸的文人气度，也被时下一些人揶揄为“清高”“作秀”。可当陈寅恪语调温和地对校方代表说出无需生活照顾的话语时，显露的是一种“不以物喜”的平静心态，表征的是一种守护自我的人生境界。宁愿不接受施舍式的特殊关照，也要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清洁，这就是传统学人的情感表达方式。
在西方，学人是社会的良知；在中国，学人更被视为世道人心的标尺。就此而言，当下学人还是应该保持一点宁静与洁净为好。如果连学人都不再宁静与洁净了，社会也许真会变成一坛污泥浊水。从这个意义上讲，躁动喧闹是一种常态性的生活方式，却往往是一种虚幻的人生盛况。当众人都在享受追逐这种躁动喧闹的时候，真正的学人却获得了宁静。宁静绝非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只有那些理解生活、勘破生命的人，那些精神充实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这种生命的至高境界。
对于包括诸多普通学人在内的大众而言，躁动喧闹的生活是富有实感的，是用金钱和地位、声誉和势力堆积起来的，是能够说得上来的“享受”、感觉得到的“荣华”。这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是无法拒绝和推却的。
但是，物质上的一切对陈寅恪都显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只要还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只要还维护着学人的尊严，一切都是可以拒绝的。作为一面镜子，它提醒时下学人应学会向世俗和金钱表示拒绝，尽可能保持一份宁静与洁净。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