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站街女”拉客招嫖取证难。日前，公安碑林分局长安路派出所连续多天对南门外围墙巷的“站街女”进行了集中整治，民警假扮嫖客，利用“秘密武器”固定证据，一举抓获4名“站街女”。（9月20日《西安晚报》）
为了抓出“站街女”的把柄，民警们可谓费尽周折，不管是录音录像设备的配备，还是便衣警察的外在装扮，都进行了精心安排。诚然，民警假扮嫖客，确实可以轻松抓获”站街女“，但这明显是一种钓鱼执法行为，与执法的本义和目的相背离。
其实，类似的钓鱼执法现象并不少见，比如在抓赌、抓超载、抓黑车等执法活动中，都曾经出现过钓鱼执法行为。肯定的说，通过钓鱼执法，可以迅速固定证据，执法对象的违法行为也能够被清晰定性，极大的提高了执法的准确性和便捷性。
但是，钓鱼执法并非合法行为，本质上是采用一种违法方式，来诱骗另一违法行为的发生。于是，公民个人权利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在某些案件中，行为人并没有行为意图，但却在执法人员的诱骗下，才最终实施了违法行为。如此一来，公民主观意愿被“绑架”，俨然沦为了执法主体的奴仆，任由畸形的执法权摆布。
在西方国家，对于钓鱼执法行为，法律并不认可，并被严厉禁止。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证据，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刑法层面上，对于通过钓鱼执法方式所固定的证据，并不当作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然而，在现实中，很多执法部门打击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时，却屡屡采取钓鱼手段，
事实上，采取钓鱼执法行为所形成的证据，无疑就是“毒树之果”，存在一定的瑕疵和漏洞。执法行为的目的，必须固守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不能以戕害公民权利为代价，去追求执法的结果。如果，钓鱼执法成为执法部门的常态，必然会让公民权利置于危险境地。本来不想违法，并缺乏违法的诱因，却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下，实施了违法行为。如此，执法手段之恶，就会衍生出非正常的行为，而这种情形下的责任并不应当由行为人自己承担。
不管何时何地，执法部门的执法手段，都不能以戕害公民权益为代价。唯有如此，执法行为才能契合法律本义，彰显出公平正义的内涵，并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假如，过分依赖钓鱼执法行为，必然会对公民权利带来威胁和伤害，与卖淫嫖娼行为相比，以公权力来实现钓鱼目的的行为，无疑更加可怕和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