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人口治理的思路中，始终存在着总量控制的情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预设了不同的总量控制目标。最著名的就是上世纪末（2000年）人口总量的目标控制问题，当时如临“大敌”，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来保障目标的实施。但令人深思的是，目标值一再变动，从12亿以内改为12.5亿左右，再改为13亿左右，几乎成为数字游戏。这一点再次说明了人口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也不像想像的那么简单和线性，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学界就有清晰明确的结论。
198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曾经组织9位著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研究人口和发展的关系，探寻人口增长的社会经济后果，最后出版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中文版见商务印书馆，1995年）。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较慢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要对它作出严格的定量评估却十分困难，而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者之间人类行为和人类体制的调节作用相当关键，制度连接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以改变人口作用的方向和强度。
单纯看人口总量，容易导出错误的结论。中国固然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但中国也是一个地理广袤的国度。中国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并不靠前。数据表明，在全世界24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人口密度排在第83位，其中：韩国503人/平方公里，日本337人/平方公里，英国260人/平方公里，德国229人/平方公里，中国141人/平方公里。人口不是人数那么简单，而是个体生命的集合，具有能动性、适应性、流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将人口力量仅仅理解成人口消费力的存在也是相当片面的。经验表明，人口密度高往往经济发达、社会繁荣，互为因果，因为人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统一。理论上，我国人口增量的承载容量仍有巨大潜力，跟广袤的国土比，现在中国的人口总量并不大，虽然如此，中国也很可能达到14亿左右这一历史的峰值就回落了。
环境适度人口不存在绝对的标准。环境的人口承载力是可以改变的，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张力。人口与资源环境构成双向互动的关系，非常复杂。中国要摆脱人口数量分析的传统视角。人口有两个“面孔”，一个是数字人口，核心是“口”，但数字是人口的表象特征，容易使我们陷入“人数同质性”的巨大误区，人数展示的是乘数效应、除数效应、增量效应和减量效应；另一个是生命人口，核心是“人”，是人的素质、结构、行为和生存方式，人口作为个体生命的集合具有能动性和适应性，人口作为“人类”具有强大的异质性，这表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动态的。
资源环境系统能够养活多少人口不仅看自然的产出，而且看社会的产出。何况人口具有主导作用和能动作用，资源环境具有支持作用（自然哺育了人类，物为人用）和约束作用（天地上下、人在其中），彼此作用的正向结合才是“耦合”（正能量类似于协同作用），否则是“耗散”（负能量类似于失调冲突的负循环）。人资环的演进既有自然进化的规律，也有社会进化的推动。开放条件下，不同的科技水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人口对资源环境的不同影响。例如，生态赤字的成因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人口压力，有些“人均”是虚构的关系。大国人口承载力没有上限，大自然有调节人口的巧妙机制——如死亡消减机制、流迁平衡机制和能力适应机制，因此不能也不必主观预设人口承载的极限。不争的事实是，系统是开放的，资源是变化的，人口是能动的，生态是有机的。人口无限增长不是规律，任何线性外推都违背了人口转变规律。
目下，中国各地上下已经普遍持续地进入了政策性和意愿性“超低生育率陷阱”。解决“人口资源问题”、“人口环境问题”已经不能依靠传统的出生控制，资源是流动的而环境是固定的，情形有别，关键要摆脱贫困，形成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要控制和减少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人类行为，通过流迁调节压迫环境的人口存量和流量问题。
人口发展的规律上有天道，下有人道。中国只能循道而行，才能实现梦想中的人口发展，和谐、强大、持续。（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