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是赋权地方立法的核心

　　8月25日，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目前，在全国282个设区的市中，有49个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草案拟将地方立法权扩大至全部282个设区的市。草案规定：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建、环保等城市管理方面事项。地方立法事项须省一级人大批准。（8月26日《新京报》）

　　相比于国家、省这个层级，市一级的地方具体的治理更微观，治理所需要的依据要求更有针对性。而来自于国家、省这个层面的立法，通常都是基于宏观层面的共性设计，遵照这些法规去执行，很难满足个性的需要。并且，在国家与省这个层级还可能有立法的盲区。所以，扩大地方立法权，有助于丰富立法的层级，促进治理的精细化。

　　同时，扩大地方立法权有助于完善地方的法治结构。尽管立法权是广义的权力，地方政府依法也享有，但是这个权力是人大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方式，不能或缺。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府所具有的行政权力能够直接治理社会，不管立法的权限在哪里，地方政府都事实上对具体的社会事务在实施管理，同级的地方人大则被排除在外。

　　地方政府因为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是用决策代替了立法，“权力内生”的结果导致政府越权的现象屡有发生，所制定的一些文件明显与上位的法律、法规冲突，违背了“权力法授”的基本伦理。扩大地方立法权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对地方政府事实上具有法规制定权进行约束和规范；其二是加强地方人大的职能，把对具体事务治理的权力纳入到法治的轨道内调节。

　　“地方性”是赋权地方立法的核心，不仅是指立法权本身对增强地方治理立法的自主权，以及优化地方权力治理格局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同时，“地方性”是基于地方处于微观层面，在立法优化法律资源的社会配置，应当起到积极作用，与国家、省级层面的立法是补充、丰富与从属的关系，也是以法治国在微观层面的最终体现。

　　首先“地方性”是局部与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一个地方因为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不尽相同，决定了治理的要求不同。比如，湖北制定的《湖泊条例》、云南制定《珍贵树种保护条例》等，有别于其它地方的特色，是因需要而产生，不可能照搬复制。其次“地方性”具有更清晰的务实性，立法解决的都是具体问题。比如，云南的《滇池保护条例》。其三“地方性”也是必要性的排他选择，即是上位法没有涉及的，而现实又必须要作出规范的事务。

　　扩大地方立法权是有限的赋权，“地方性”是“放”与“控”的重要依据，它最终反映在地方能够立法的具体领域和具体事项，以及行使立法权如何监督上。对此，草案规定：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建、环保等城市管理方面事项。地方立法事项须省一级人大批准。这个界定很科学很严谨，确保立法权放而不乱，控而不死，并给实践的完善预留足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