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前，中纪委曾在4月份连续发布违反八项规定案件周报。对比4月的周报，8月以来的两个周报，违规案件数量、违规人员级别、违规问题类型都没有明显变化。每周平均查处案件超过100起；乡科级干部是违规主体，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依次减少；“违规使用公车”一直高居榜首。这表明，虽然“反四风”力度很大，但顶风违纪的人员、问题未有变化。（8月19日《京华时报》
新京报记者通过盘点7月以来的363起案件，发现属于党政机关、行政单位的，达194件，占比53.44%。除西藏（未通报违规）、宁夏（1起案件）外，其他29个省份中，在党政机关、行政单位以及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查处的案件数量，几乎占各省份违规问题的大部分。这意味着，八项规定推行20个月后，党政机关、行政单位是最主要的顶风违纪主体，成为“灯下黑”。
那么，原本应该带头模范遵纪守法的党政机关和行政单位，为什么敢开“顶风船”带头违纪呢？答案也不复杂，就是由于公共权力私有化决定的。可以说，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极权国家，也无论一个国家实行何种严密、科学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及对以权谋私者课以何种重罚，总还是有一些官员试图将公共权力转化为用以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即使是像新加坡那样的清廉国家，也很难完全杜绝贪污腐败，时有政府官员假公济私的信息被披露出来。
我们必须承认，公共权力是一个基本的悖论存在：虽然公共权力在实际中存在着，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却不存在一个与其功能和性质完全对称的公共主体，“真实”的公共主体只不过是一个概念化、理想化的东西。公共权力一旦进入实际运作，只能委托给有自然人格的个体来完成，结果导致了公共权力与其行为主体之间的一个基本悖论——公共权力个体行使。而个体总是自私的、片面的，这也为公共权力私有化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想像空间和运作空间。因而，即便是上有中央“八项规定”这支“尚方宝剑”，具体工作中有纠“四风”的雷霆行动，但党政机关和行政单位顶风违纪的人员、问题仍未见减少。
对于公共权力，如果存在真实的公共性主体，公共权力不是由个人来行使；或者虽然由个人行使，受委托代理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都是“道德圣人”；或者不是“道德圣人”，但受到了完全缜密的监督制约。以上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能够得到充分满足，就会有助于切断悖论中的整条逻辑链，有效控制官员顶风违纪行为的出现。
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公共权力必须由具体个人来行使；具体的个人又总是存在利益内驱，并且因为授权者不在场，导致官员更容易“见权起心”，在自私本性上再附加一个更强大的驱动力；现实中对官员的监督制约总是有限的；公私利益相互混淆、彼此纠结在一起，为公共权力私有化创造了大量的机遇。所以，在权力面前，我们不能假定人人为“道德圣人”，而必须假定人人为污吏，从而不忘认真加强管理防范。
矫治党政机关和行政单位顶风违纪顽疾，应始于官员对法规制度权威性的尊重与敬畏。剖析目前党政机关和行政单位中，以违规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为主的顶风违纪问题，再次暴露出了党政机关藐视法规制度的通病，以及心怀侥幸的行为准则。权逆于法，官悖于德，正是“法不责众”、“刑不上大夫”的思想使然。吏治，重在让官员打内心里敬畏法规制度。当顶风违纪成风时，抹下脸来出以重拳，严肃执纪，严厉惩处，不留情面，会比说服教育更直接、更有效。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