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月的起草、讨论，《深圳经济特区阅读促进条例》6月23日起公开征求意见。《条例》所涉及的成立市、区级全民阅读委员会，对未成年人及困难人群阅读提供帮助等条款都颇具新意。作为全国首部阅读法，《条例》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7月1日《南方都市报》）
给阅读立法不乏社会共识。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邬书林、葛剑雄、白岩松等115名全国委员就联名提案，建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国民阅读促进条例》列入了2013年立法计划，由广电总局草拟稿一度将进入征求意见程序，不知何故最终停滞不前。相对而言，深圳在舆论的视野外，率先进行立法，即将提交审议，进入“分娩”阶段，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在尝试上都有积极的意义。
给阅读立法的确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能够促进国民阅读，难度并不在立法。一方面，培养国民阅读的习惯，是一个不短的周期，既有赖于国民对阅读重视的不断提高，也有赖于整体文化环境有针对性长期的引导；另一方面，帮助解决国民阅读便利与条件，让国民花很小的代价，能够读到书，能够读到好书。毫无疑问，这需要有针对性提供投入与保障，而且还是长久的投入，真金白银还需要找到“埋单”的。这些在立法的条款上都可以涉及，但具体到最终的执行上，能否保障是根本问题。
比如，深圳的《阅读促进条例》都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不管是设立促进阅读的议事协调机构，还是设立未成年人读书日、未成年人阅读指导中心，乃至设立公益性全民阅读基金，市财政投入、社会捐赠、福利彩票公益金按比例资助，用于资助新生儿家庭、低收入家庭、特殊人群的阅读服务等等，都是有效的制度设计，做到了、做好了国民确能从阅读中受益，并逐步提升国民阅读的数量与能力。
但是，能否做到，有没有强制力，不仅取决于立法的力度，更取决于利益的瓶颈。正是因为如此，深圳《阅读促进条例》起草小组成员，对《条例》这些创新条款能否顺利通过普遍感到担忧。这样的担忧，恐怕是各地同类立法面临的共性问题。阅读立法考验的是政府，如果政府真正把培养国民阅读习惯上升到文化战略的层面，那么再大的投入都具有政绩的性价比，在投入支撑和氛围引导上都不是问题。否则，相应的立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搁浅；二是成为法律无用或者不用，沦为僵尸条款。
可见，不管推动阅读立法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还是需要从执政层面树立文化自觉，把培养国民阅读当作一项长远的文化工程来抓，立法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才具有充分可行的环境。那么，深圳的立法既是尝试，也是检验。希望起草者的担忧只是多余的，期待他们的立法真正起到破冰的作用。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