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整改落实的重要任务。其中，要求开展整治村、社区等基层干部违法违纪行为专项行动，特别要集中力量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案件。（6月29日《京华时报》）
村、社区干部违法违纪，甚至涉黑涉恶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并不鲜见。就在上周，广州市出动700名特警，一举打掉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团伙“老大”冯某同时也是广州白云区的一名村主任。冯某利用村官身份在当地大肆收保护费、控制赌场放高利贷、插足建筑工程，从中牟利。
今年年初，北京市密云县村委会主任王晓雷恶势力团伙案，也引人瞩目。此外，近年曝光的村主任涉黑案还有：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村委会主任殷卓波涉黑团伙案，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七里庄原村支书刘会民涉黑案，福建漳浦县村委会主任郑龙江涉黑团伙案等。
这些涉黑的村主任，向上代表“民意”，向下又是“权力意志”的化身，一身而兼两端，游刃有余，黑白通吃，实在是地方的要角。最令人讶异的是，还有一些村官甚至私设公堂，包揽诉讼，完全成为地方公共秩序的裁决者。村民稍有微词，即会招致惨烈打击。
那么，村、社区干部如此猖狂，肆无忌惮地侵蚀基层政权，其上级组织、官员干嘛去了？又该靠什么来约束这些“村老大”？
其实，部分村、社区干部逐渐黑化，甚至成为“红加黑”村官，症结正在于基层组织长期以来的纵容，乃至对于民意的漠视与抑制。其一，从村官的遴选上，很多地方政府往往片面强调“能人治村”、“强人治村”，将表面的效率和秩序感作为政绩追求，从而使得一部分品德不好、唯利是图的所谓“能人”，通过选举攫取了基层权力。
其二，从村官涉黑的案件看，在当地多已形成了一条隐秘的权力利益链，很多上级政府官员牵扯其中，要么成为个中的一环，从中分肥；要么成为村官的保护伞，使其成为某种工具。这种合流的势头，也导致了时下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权力的侵蚀日益严重。
其三，黑恶势力笼罩之下，村民的正当诉求往往很难受到重视，即便向上反映，很多也会成为“沉没的声音”，只能在“村老大”的治下屈从。当然，也不排除很多村民出于乡邻、亲戚的关系，往往并不愿意出面反映情况。
乡村的良性治理已经不能再等了。一方面，应该以重拳出击，严厉查处村、社区干部的涉黑涉恶行为，还基层社会以朗朗晴空；另一方面，还需要从日常管理上转变思路，改变以往那种唯GDP的强人思维，从民众长远的福祉出发，真正选择出那些品德好、乐于服务公共事务的基层干部。
同时，关键还是要真正发扬基层民主，全面落实村级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村务公开、民主监督等各项民主管理制度。下面有眼睛盯着，上面有制度管着，则村级治理黑化的趋势才有可能得以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