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一篇称“村支书性侵村民留守妻子：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的文章在网上被大肆转载。9月3日晚，河南省三门峡市委新闻发言人发布情况说明，披露已联系到原文作者，请求提供案情线索，作者以“遵循新闻工作职业道德，为信源保密”为由拒绝。三门峡市公安局也通过微博请求杂志或作者提供具体线索，以便尽快破案。（9月4日《人民日报》）
一边是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因而关系到公共利益，另一边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以及国际上通行的记者作证特权。三门峡官方与文章的作者就文中涉及相关问题的具体线索，而出现焦灼状态，这事将多年悬而未决的“记者作证特权”的问题再次突兀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因此，廊清这一问题，不仅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今后的类似问题解决更有借鉴意义。
记者的作证特权是一项国际惯例，它是指记者为维护新闻职业伦理，保护信息源，而免于在法庭上作证的义务。2002年，12月11日，海牙国际法院上诉法庭判定已退休的《华盛顿邮报》战地记者乔纳森·兰德尔有权拒绝“被迫作证”。此前，前南战犯法庭发出传票，要求曾采访过拉多斯拉夫的兰德尔出庭作证，原因是他1993年2月11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拉多斯拉夫“希望将非塞族人清除出波黑巴尼亚卢卡地区”。这一判决表明了宣布记者享有“作证特权”这一原则得到了国际法的确认，即记者有权拒绝出庭作证。而之所以要确定记者的作证特权，原因在于，如果记者要被迫向法庭揭露其信息源，让采访对象和记者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他们就不会积极提供信息，公众知情权将受到重大影响。
在我国，并没有记者享有作证特权的规定，反而是法律规定，证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当然包括知道案件情况的记者。不过，时代在进步，在我国，特定人群免于作证义务也开始出现法律之中，例如，在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近亲属在法院审判阶段可以不被强制出庭作证。
回到三门峡这一事件中，记者在文章中写到“‘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在三门峡市西南方，距离市区9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里，村支书张大万（化名）笑嘻嘻地对市里来的驻村工作队员说。本村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的留守妻子竟然成为张支书的猎艳对象。”这文中的意思，其实并不一定是许多网站标题所说的“村支书性侵村民留守妻子”，因为，猎艳可以指“通奸”也可能是“强奸”。如果仅仅是“通奸”，是一般道德问题，并不涉嫌刑事犯罪，公权力部门无权要求记者作证，也就无权要求记者提供所谓“信息源”，当然，如果文中涉嫌的当事人认为记者诽谤了他的名誉，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如果这一新闻中涉及刑事犯罪案件，这就应当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分析。从实然角度讲，法律既然规定了公民有作证的义务，记者并不能豁免，那么，记者就有义务向三门峡有关方面提供“具体线索”，以方便于公安机关侦破案件。
从应然的角度讲，那么，我们国家也应当确认“记者作证特权”，以保障记者和消息源，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促进舆论监督。那么，如果我们法律上确认了“记者作证特权”，那么，我们也要区分情况让记者行使作证特权，一像三门峡有关方面要求记者提供办案具体线索，我认为，记者除了为消息源保密外，其他的线索仍然要提供，比如说，记者可以不提供谁爆的料，但谁性侵了留守妻子，被害人是谁等等是应当提供的;二是，如果案情特别重大，保护的公共利益特别重要，而消息源又是侦破案件的关键所在，那么，记者还是应当提供消息源。例如，2003年，美国著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作出了一项判决，原告爱尔兰共和军首领麦凯维特曾被指控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联邦调查局的线人鲁伯特是这项指控的重要证人之一，接受过《芝加哥太阳报》的专访。麦凯维特要求记者向他的律师公开采访录音，遭到拒绝后提出起诉。法官判决记者必须交出录音带。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