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安县那桐镇大滕村村民李先生的女儿出生时是在家分娩，今年已7岁，他去医院想为女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医院表示，李先生必须先做亲子鉴定证实两人为父女关系。而一次亲子鉴定，最少要花3000余元。在南宁市周边县份的偏远村落，不少村民遭遇着和李先生一样的困惑。(6月12日新华网)
按照当地“在家分娩”须做亲子鉴定才能办理“出生证”的逻辑，说白了就是不承认在家分娩的孩子是亲生孩子，这样的逻辑显然是极度荒唐的，也是混帐的。人家普通百姓在家里生了孩子，是不是“亲生”当然自己最清楚，反而需要拿一个所谓的“亲子鉴定”来证明清白，这不就是多此一举吗？再者，亲子鉴定直接触及夫妻子女伦理，属于绝对的“隐私范畴”，当事人有充分的选择权，而政府方面有充分的尊重权。一个“亲子鉴定”的“办证前置”之下，无疑是让当事人在选择“办证”与“出卖隐私”之间做出选择，这是极为残酷的，也不应该是行政权力触碰的领域。这一“亲子鉴定”设计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就是鉴定家庭鉴定出了“满意”的结果，父子父女实为亲生，大不子“破财”；另一种就是，出现“无血缘上的亲子关系”，这时候鉴定家庭如何自处？预期后果将不忍卒睹，对于新生儿的未来也将是一场“灾难”。
笔者如此分析，实际上是更多的看到了“亲子鉴定”政策对于公民隐私权的侵害。“亲生”与否，理论上只要父母认可并真正当成“子女”即可，而只要父母和家庭是认可的，况且根本不违反所谓的计生政策的情况下，行政部门就根本没有必要“干预”。不当的行政权力干预之下，不仅会给一些延误时间“报告”的个人家庭造成亲子监管的繁重经济负担，也可能因此破坏一些家庭的幸福。我们并不是鼓励个别人“偷情”或“婚外情”，然而，对于夫妻双方的幸福和爱情，交给夫妻双方自主选择岂不更好？况且，我国《婚姻法》、《继承法》等相关法律并不排斥这种“婚生子女”，也不以亲子鉴定作为亲子关系的依据。那么，当地的这个规定还与上位法严重冲突，实属违法。
在家分娩办理“出生证”要做亲子鉴定，这样的行政办证设计，首先就是一种“有罪推定”，是将在家分娩当成一种“逃避计生监管”或“不清不白”前提假设之下的对策。但现实生活中，由于农村医疗水平的现状，由于分娩情况的复杂多样，实际上在家分娩和“延迟报告”在所难免。这样的一个办“出生证”要做亲子鉴定的政策，更多的是伤害绝大多数公众的感情。
退一步说，即使是当地相关部门出于打击非法买卖婴儿的目的，这样的“亲子鉴定”设计也是非人道的。一名被拐卖的儿童，能够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幸福，是离不开一个正常的户藉和亲属关系的，在并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当事家庭“作伪”的情况下，给孩子正常办理出生证，也是儿童权力的基本保障。就这个意义而言，拿“亲子鉴定”证伪父子父女的亲生与否，其实毫无现实意义。如果要防止和遏止拐卖行为，力度和着眼点也应该是“拐卖者”和“拐卖行为”本身，对于“收养行为”重拳出击明显在错打靶子。并不否认，现实生活中确有个别家庭走非法途径“钻空子”的现象，但也应该仅仅是个别，以一个“伤及所有人”的亲子鉴定方式来防范“作假”，也是一个不理性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行为。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