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卢克索千年神庙的浮雕上刻上了中国人“到此一游”的字样，引起了国人的一致挞伐。早几年我写过一篇《“到此一游”，脸丢到宝岛上去了》，现在看来升级了，脸干脆丢到国外去了。《淮南子》早就说过：“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绔绣，不能乐也。”怎么办呢？得出去旅游，“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者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很多人都是这样践行的，比如明朝杨巍“平生宦游所历名山，皆取一卷石以归，久之积石成小山”，他老人家闲时便“举酒酬石，每石一种，与酒一杯，亦自饮也”。
如今的旅游热早已勃兴，却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回家啥都不知道”。这种传神的概括，揭示了当下旅游的层次之低，只是满足于“到此一游”，去过那儿，就够了，景点内涵不在关心之列。素质差的，干脆找个地方，径书“到此一游”。当然，这也不能苛责今人。实际上像杨巍那种旅游在古人中也要归为高雅的一类，不少留存至今的摩崖石刻，如泰山上“壁立万仞”、“置身霄汉”一类算是有些味道的，大量的其实也就是直白的“到此一游”。倘若举近前的例子，则肇庆星湖历代石刻中就不乏此类手笔，自唐迄清，代代如此。
唐朝的。李绅有“长庆四年二月，自户部侍郎贬官至此，宝历元年二月十四日将家累游”。李绅即“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作者。
宋朝的。有“嘉定戊寅春二月望，郡守嘉禾徐龟年率权高要令、录参赵汝袭劝耕于星岩。后二日，汴人赵汝袭挈家来游，弟汝附，子崇烨侍。温陵谢庭玉、莆阳阮时孺偕行”。包青天包拯的手书真迹极其珍罕，七星岩正有一通，文字则要让人见笑了，道是：“提点刑狱周湛，同提点刑狱钱聿、知郡事包拯同至。庆历二年三月初九日题。”以《爱莲说》闻名的周敦颐，旅游文字同样令人不敢恭维：“转运判官周敦颐茂书，熙宁二年三月七日游。军事推官谭允、高要县尉曾绪同至。”
唐宋呼应的。陶定有“宋乾道己丑秋九月乙丑，陶定观李北海记”，这是到此一看。他看的李北海记，即唐朝李邕的《端州石室记》，是李邕“开元十五年正月廿五日”来这里游玩的游记。《端州石室记》今天仍然在世，乃七星岩“镇岩之宝”。
元朝的。“奉训大夫、肇庆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古汴宋寿玉景福；昭勇大将军、肇庆路总管府尹、庐山燕宗龙叔亨，暨文武僚采来游”。
明朝的。有“嘉靖戊戌十二月五日，广东右布政使杨铨，按察使詹瀚、右参政龚亨、严时泰、都指挥李时同游”，以及“崇祯辛未仲冬二日，总督两粤少司马大中丞王业浩，按粤侍御梁天奇同游”。不过，明朝人留下的诗作也多，著名人物像俞大猷、邓芝龙等等，多少算提升了石刻的档次。
清朝的。有张远的“康熙丙子冬日，侯官张远、蓝涟，会稽宋淏同游”；有刘师陆的“道光壬寅岁夏五月，权守得代，曾游是岩。六月七日再游。遍观前贤题刻，拓取以归。洪洞刘师陆子敬记。男辂公路侍，七岁女子记珠亦随来”，全家“到此一游”。
随便举举，也足可窥见这个传承链条的完整。当年堂而皇之地凿出的，和今天偷偷摸摸刻画的，文字的性质委实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说“到此一游”乃传承而来的恶习。但当年与今天，行为的性质却大不一样。当年如此，未必只是身份尊贵与否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准许”，所以落魄的官员同样可以崖上有名，今天的则显然可与“破坏”为伍，暴露的是旅游者的素质问题。有网站汇总的照片让我们看到，这种“到此一游”的涂鸦在神州大地上是全方位的，几乎没有哪个著名或非著名景点能够幸免，这就跟蝗虫害稼没多大区别了。而有了这样不良的雄厚基础，把脸丢到国外去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