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日出版的一份杂志中，财政部长楼继伟称，需警惕滑向过度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和大规模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公平的“歧途”。楼继伟将这种方式比喻为“不归之路”，并指出，这样的模式压缩了市场的作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较低，就业不足。同时，他认为，如果过多靠国家福利，而不是靠自己奋斗，民众幸福感亦会打折扣，不可持续。（4月16日中新网）
在通读原文后，我确信，楼部长的话被误读了。网站编辑在转载该新闻时，刻意将“过多靠国家福利，民众幸福感打折”制作成标题，这样极易让读者产生这样的联想：原来楼部长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福利高得不能再高了，否则就没幸福可言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作为专家型的财政部长，楼继伟怎么会不清楚当下中国的福利现状，怎会不清楚中外的福利差距，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是，假如有朝一日，中国的福利也高到北欧等国家那样，生老病死均由国家包办，民众就会丧失进取心，成为懒汉，因而也就没多大幸福感可言了。作者是以此来论证实现包容式增长的第一种途径之不可行，即国家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的公平。
楼部长在将第一种“北欧模式”和第三种“拉美模式”对举后，得出了这是两条不归路的结论，然后指出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即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撇开高福利会使幸福感打折这一判断在逻辑上能否自洽不谈，我所知道的它不是事实。以瑞典为例，它是高福利国家，但也是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调查显示，在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10个国家中，北欧五国就占了4个。而且从现有的发展势头看，后劲很足，国民经济活力四溢，没任何迹象显示北欧五国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瑞典等北欧五国的发展经验证明，只要执政党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解决好以下三点，一是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道路；二是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抑制特权阶层，缩小阶层差别，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就能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保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让民众在享受高福利中不断提升幸福指数。
我不反对楼部长指出的第二种发展模式，如果真能实现“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条件获得发展机会，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发展，享受发展成果”的目标那是最好不过了。不过，这一目标虽好，但总归感觉有点乌托邦，太理想化了。世界各国尚未有此成功经验，中国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不可预知。
楼部长的话之所以被误读后引起那么大的民意反弹，恰恰反证一点，我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享受到的国家福利太少了，——据一则广泛流传的网贴显示，中国老百姓缴的税率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世界第二，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是52%，中国是8%。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待考，但反映的中外福利差距之大的事实应该可信。
在此背景下，政府首先应该考虑如何提高国民的福利待遇，然后再通过解决地区性的福利差别、城镇居民与农民的福利差别、官民之间的福利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以此来提升国民的幸福指数。而不是像楼部长那样，用一个假想性的论据来证明“北欧模式”行不通，轻易断言人家走的是一条不归路。这样，岂不是关上了借鉴学习别国先进经验的大门，又回到关起门来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的老路？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