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出诗人。
假如若干年后，人们编写中国文学史，他们一定会为1979年的中国诗坛击节叫好。
这一年3月，《诗刊》发表北岛的诗歌“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两行诗如同春雷在大地炸响，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诗人的愤怒、张扬和豪气跃然纸上。
“回答”余音未了，4月，《诗刊》又发表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吹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因为舒婷，当时的中国人豁然发现，原来情诗可以写得如此优美、深沉，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细腻、热烈、诚挚和坚贞。
同样是1979年4月，诗人顾城创作了一首只有两行的诗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于1980年在《星星》第3期发表，震动诗坛。诗人避开了情感的直接抒发，用意想、隐喻，在浓重的黑色背景上凸现了一双不同寻常的“黑色的眼睛”，在眼睛的前方，似乎可以看到从乌云的缝隙中射出一束白光。整首诗，宛如一幅有立体感的版画，成为那一个时代的象征。
同样是在1979年，作为诗人的雷抒雁横空出世。
这一年夏天，雷抒雁看到有关张志新烈士的报道后，感动得无数次流泪。他想写诗，想表达内心的思索、愤怒和激情，但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切入点。6月7日那一天，他夜不能寐，到8日凌晨一点钟起床在室外逡巡，他看到了一片野草，仿佛看到了野草下的鲜血，灵感电光火石般出现，第一段话喷涌而出，“风说：忘记她吧！我已用尘土，把罪恶埋葬！雨说：忘记她吧！我已用泪水，把耻辱洗光！”随后，雷抒雁一发而不可收，到凌晨四点，诗作“小草在歌唱”一气呵成。他略作修改，立即就给了《诗刊》杂志社。在诗歌的最后，雷抒雁附上了这样的文字：“六月七日夜不成寐，六月八日急就于曙光中。”
拿到“小草在歌唱”的《诗刊》编辑们非常激动，当年7月诗刊组织诗歌朗诵会，“小草在歌唱”由著名演员瞿弦和配乐朗诵，听众第一次听到这首诗。8月，《诗刊》发表了该诗，海内外为之轰动，此诗奠定了雷抒雁在中国诗坛、中国文坛的地位。
“我敢说：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红日，就不会再升起在东方！我敢说，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地球，也会失去分量！”20多年后，再一次读到这样的文字，笔者仍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
为什么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国诗坛会出现这么多精彩的、不朽的诗作？探究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那是一个敢言的时代，人们不但愤怒了，还可以把愤怒表达出来，把自己的理想表达出来。
在“小草在歌唱中”，雷抒雁这样写，“不是有宪法么？民主，有明文规定的保障；不是有党章么，共产党员应多想一想。就像小溪流出山涧，就像种子钻出地面，发现真理，坚持真理，本来就该这样！可是，她却被枪杀了，倒在生她养她的母亲身旁……法律呵，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像废纸一方；正义呵，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无处伸张！”
第二，那是一个真情的时代，人们可以大大方方、毫不顾忌地表达自己对国家的爱，对中国共产党的爱。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被民众认可的主旋律。
“小草在歌唱”有一个副标题，“悼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笔者粗略统计，全诗188行，其中7次提到党，多次提到刘胡兰、江姐等先烈，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和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却未能保护张志新的自责、愧疚。这是那一代人的真情实感，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
这就是雷抒雁，他属于一个敢言的时代，属于一个真情的时代。也正是一个敢言的时代，一个真情的时代，才造就出了北岛、舒婷、顾城、雷抒雁这样一批优秀的诗人。
相反，一个无法诞生优秀诗人的年代，是精神贫瘠的时代。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