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长假结束，新的工作周期开始。武汉的“禁改限”截至正月十五，因此昨天仍在2013年“放鞭炮”的生命周期内。
但是，如果留意，你会发现身边的开门鞭少了，发财鞭少了，甚至除夕晚上，鞭炮的强度也大不如前。如果更留意，在年前，武汉市民响应本报倡议，不放辞年鞭、除夕鞭，开门鞭的单位个人名字长长一串。
的确，鞭声平淡是有原因的。整个元月，全国几乎一直笼罩在霾的阴影中，全国大中城市，少有幸免。这种空气环境是灾难性的，也是全方位的，无人能够拿到豁免权。所以，包括本报在内，全国各地有数十家媒体，分别向自己的城市呼吁，年节期间，大家不要放鞭，以免给本已脆弱的空气环境雪上加霜。果然，春节期间卖鞭的生意淡，鞭炮的浓度淡，当然，可恶的霾也终于淡了些。有人问，那年节还不是到处是鞭炮声呀，怎么还有人在放！没错，不过明年，后年，再后年，大约放的人会越来越少。
于是有人提议，既如此，禁了不更好？非也，禁鞭与戒鞭，虽然结果趋同，但却是天壤之分，有着本质区别。正如禁止吸烟与戒烟之别，一个是规定，一个是自律。
今春倡议不放鞭，所以是“戒鞭”，为了天空更明净，我们忍住不放鞭。换句话说，你有放鞭的法律权利，但有抛弃鞭炮的道德责任。“禁鞭”不同，它强制性取消了你放鞭的权利。
与全国很多城市一样，武汉市的鞭炮管理经历了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九十年代之前，鞭炮是过年大戏。1994年起，全城禁鞭13年，2006年，燃放烟花炮竹“禁改限”，在除夕到正月十五的年节期间，允许在规定的时间段和恰当的地点燃放鞭炮。
禁改限的考虑，一是回归民俗文化，二是尊重公民权利。也可以说，结果是尊重了公民权利和民俗文化，我先把放鞭的权利还给你，再来考虑管理的技巧，这是公共管理上的进步。
年前，各大城市不放鞭的倡议，都是媒体发起的。这可以视为媒体嗅觉的敏锐，也可视为这其实是民众的潜在愿望。媒体发起的倡议，你愿意可以加入，不愿意可以不加入，等以后加入的人慢慢多了，成为主流了，那么不加入的人也就慢慢的认同了，这实际上是公共责任的自我孵化，最理想的公共管理模式，就是这种法治与道德自觉的结合。
因此，禁鞭与戒鞭的本质区别，在于管理性质的不同，前者是行政或法律强行剥夺，后者则是公共自治。当然，“戒鞭”有很多偶然因素，比如“霾”之下，无人有特权，所以每个人都是当事者。再比如，戒鞭本身有很多好处，安静，安全，又省钱。不过，有开头，就应该慢慢会传染，“戒鞭”中的公共管理思路，想必还是会渗透到其他领域的。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