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学,不要落入厚黑学泥沼

2010年09月07日 08:29   来源:解放日报   
    ●人们不只是渴求成功,更是希望找到“点石成金”的发迹捷径。这是一种深层的社会焦虑,也是各种名头的“成功学”得以大行其道的社会土壤。

    ●如果成功学变质为不择手段的厚黑学,变质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么这种成功学应该遭到坚决反对。一个人只有真诚地帮助别人,替别人着想,别人才有可能替他着想。这才是成功学真正的要义所在。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

    ●嘉宾:俞吾金(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支玲琳:悟本偃旗、唐骏被揭、李一遭疑……对不少“成功人士”来说,今年可谓流年不利。尽管如此,公众对“成功秘笈”依旧热情高涨。一项万人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曾读过成功学书籍、了解过成功人士奋斗经历。成功学,俨然已经上升为一门专门、时髦的学问。然而近日,易中天对这股成功学热潮发起炮轰,指出“成功学害死人”,表示“坚定不移反对成功学”。对此,您怎么看?

    俞吾金:作为现代社会的个体,要追求成功,实现人生价值,本来无可厚非。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分析,人在心理需求上存在五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解决饥渴问题,维持基本生存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使生命不受威胁;第三层次是性、爱情与婚姻,使生命、种族得以延续;第四层次是人格受到尊重;第五层次是自我价值,包括个人潜能得到实现。就像那些在吉尼斯、达人秀舞台上的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哪怕是流浪者、农民工,哪怕身处逆境、身体残缺,也都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竭尽所能追求实现个人梦想。可见,对成功的渴望和体验,既是人性的内在需要,也是自我的价值追求。而且客观上,正是有了个体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社会发展才获得了内在的推动力。

    然而,正像贾平凹在小说《浮躁》里所描绘的,改革开放唤醒了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国门打开以来,西方生活方式又通过电影、电视和其他各种途径,进入中国人的眼帘。高档的住宅、优雅的摆设、美丽的庭园、豪华的轿车、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环境幽静的度假胜地等等,一阵阵欧风美雨扑面而来。面对着生活方式上的巨大落差,社会上涌动着一种躁动不安的心态。人们渴望着财富,向往着新的生活方式,却不想付出漫长而艰辛的劳动。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不只是渴求成功,更是希望找到“点石成金”的发迹捷径。这是一种深层的社会焦虑,也是各种名头的“成功学”得以大行其道的社会土壤。

    支玲琳:据说,宣扬“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唐骏“落水”后说:能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这反映了当今社会一些人对成功标准的认知出现了怎样的偏差?

    俞吾金:这种成功观表明人们对“成功”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偏失。在我看来,成功自身就包含着两条底线:一条是“法律底线”。如果评判成功可以不考虑法律底线,那些依靠种种违法手段而获得名利的犯罪分子岂不都成了“成功人士”?另一条是“道德底线”。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讨论什么是“智慧”,智慧本身必须包含道德维度。如果不包含道德维度,那么智慧与厚黑学、与阴谋诡计又有什么差别呢?同样地,假如从“成功”中抽掉道德维度,成功与阴谋诡计又有什么区别呢?总之,在我看来,不顾及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的所谓“成功”根本就不是成功,只能说是一时得逞,迟早会在现实规则中撞得头破血流。

    可见,今天的成功学已经被曲解为厚黑学。只要获得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哪怕脸皮厚如城墙、哪怕心黑如煤炭。显然,这完全是成功学的异化。如果成功学变质为不择手段的厚黑学,变质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么这种成功学应该遭到坚决反对。

    支玲琳:这些年来,一些西方企业家传奇和成功学学说,其实多有引进。但真正引爆的,还是近些年“本土偶像”的纷纷出炉。在您看来,成功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

    俞吾金:早年我读过美国成人教育家卡耐基的一些著作。从中我体会到,一个人要在实际生活中取得成功,至少得确立以下三种意识:一是规律意识。众所周知,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比如,做生意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果不做市场调查,拍拍脑袋就想干什么,几乎没有不失败的。二是风险意识,是对规律意识的补充。我们知道,实际生活是充满风险的。中国人最喜欢说的谚语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称当代社会为“风险社会”。只有拥有清醒的风险意识的人,在遭遇困难时才可能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点。三是换位意识。卡耐基认为,一个人是否成功,百分之七十五取决于他的人际关系好不好。而一个人要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要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真诚地对待别人,尤其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而这就是换位意识。事实上,一个人只有真诚地帮助别人,替别人着想,别人才有可能替他着想,使他想做的事情获得成功。这才是成功学真正的要义所在。

    支玲琳: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应该回避公众对于财富、成功的渴望,但是如何不把成功学异化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厚脸黑心的厚黑学,却是值得引起我们思考的。

    俞吾金: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当时全社会强调的是一种献身精神,即每个人必须无条件地将一切献给社会,而个人则成了“零件”,成了“螺丝钉”。即便知识分子,也经常会面临“专业不对口”的困窘。这样一来,个人实际上成了一个空的容器,既不了解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也不了解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个人的自我意识、长期以来压抑的欲望被唤醒了,但是其主体性又滑向另一个极端:不但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他的也是我的,企图把自己这个空空如也的容器装得满满的。法国皇帝路易十五说过:“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现在有些人确实没有敬畏之心了。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现象仅仅归结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道德的滑坡。法律要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首先得培养出普遍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没有这样的基础,法律就像水一样,无法渗透到油中去。

(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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