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罚没收入”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12月16日，在国务院第十一次专题学习上，李强总理指出，要强化执法监督，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大量异地执法、大额顶格处罚等情况，审查核实相关执法行为，有问题的要及时纠正。这一新闻更是让“罚没收入”迅速登上热搜。
所谓罚没收入，是反映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款、没收款、赃款，没收物资、赃物的变价款收入。其中包括公安、交通、税务、法院、市场监管等一般罚没收入，以及公安、市场等缉私罚没收入。罚没收入属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非税收入。
罚没收入作为对违章、违规等行为实施的一种经济处罚，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在法治社会的框架内，它对于纠正违法乱象、保障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如交通违法罚款能够促使驾驶者遵守交规，维护道路安全秩序；环保领域的罚没举措可对污染企业形成有力威慑，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而从财政视角来看，罚没收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国库，为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它也极易在执行过程中引发争议与质疑，继而影响政府形象，破坏营商环境。这些年，部分地区或部门就出现了罚没收入异化的现象，“以罚代管”“逐利执法”的行为屡见不鲜。一些单位和部门将罚没指标化，忽视执法公正性，甚至滋生了权力寻租与腐败空间。这不仅违背了罚没制度的设计初衷，更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和法律权威性，影响民生就业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在这一问题上，久被舆论批评的一个是小过重罚，另一个是“远洋捕捞”，即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划转企业财产。如据报道，四川一家耳部护理店被当地卫生执法部门认定“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处罚款11.2万元。由于店主未按时缴纳罚款，又被加罚11万元。这就是典型的小过重罚。再如，11月20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开展工作情况，并发布一批典型案例。其中“私带警用装备跨省抓人，企业家被索财后跳车报警！两警察被诉滥用职权罪获刑”的案例就骇人听闻。
事实上，今年2月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公开发布，《意见》要求实施罚款要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当轻则轻、该重则重。罚款决定要符合法理、事理和情理。为何今年罚没收入仍然异常增长？这说明，一些地方在落实上没有做到令行禁止。
规范“罚没收入”刻不容缓，首先要进一步明确罚没的标准、范围与程序，减少模糊地带，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让执法者有法可依，让被罚者心服口服。其次，要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审计、监察等部门要加大对罚没行为的审查力度，同时鼓励公众监督与舆论监督，确保罚没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巡查机制，建立对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的考核问责机制，把发生相关问题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评先评优“一票否决”的红线。
“罚没收入”看似能缓解一时之急，但无异于饮鸩止渴和杀鸡取卵。这种做法绝不可取，执法不能沦为逐利的工具。规范罚没收入、遏制逐利性执法，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抓好当前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