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不久前在一个活动上宣称，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威胁”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美国政府必须努力“削弱”和“破坏”中俄关系。这番表态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因为同是这位美方高官，之前曾以二战和冷战期间美国同时深入参与两个战区为例，坚称今日美国仍能兼顾欧洲和“印太”。而且事实上，拜登政府这些年来已经是在欧洲、亚太和中东“三线作战”。现在坎贝尔口风改变，不仅暴露美国对中俄深化合作的焦虑加剧，也再次印证了美国战略界在中俄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一些不同观点。
比如有种观点推崇“双重遏制”，认为美国需要带领盟友在全球范围内同步对中俄施加地缘政治压力，削弱两国在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参与度，限制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近期美国学者提出的新“三个世界”划分，正是迎合这种战略思维的典型案例，其核心是将中俄绑定为所谓“全球东方”的领导者，独立于“全球南方”群体并与“全球西方”对立。2023年，北约发布的新战略文件分别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义为“系统性挑战”和“最重大威胁”，进一步加大对于此种叙事的塑造。这一思路的实质是试图通过战略上的“双重遏制”和叙事上的角色捆绑，将中俄孤立于国际体系。
另外一种观点强调“分化离间”，认为中俄对美国的“挑战”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因而需要分清主次、区别对待，尤其是要利用利益差异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制造隔阂和不信任，削弱中俄战略互信和行动协同的基础。美国战略界一些人，尤其是部分“老牌”理论家信奉并倡导这一理念，认为中俄关系的深化对美国全球战略构成“重大挑战”，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和经济诱导等挑动两国分歧。
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刚柔并济”，认为中俄关系日益深化既是两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全球力量格局重组的产物。这派观点认为，中俄双方的核心利益大多分布在不同地理区域，在亚太和欧洲地区的优先事项没有太多竞争关系，而不断强化这一伙伴关系的实际上是尝试维系自身霸权地位的美国。因此，试图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的努力恐难奏效，美国需在“威慑”与“安抚”之间找到平衡，避免因沟通不畅或战略误判导致形势失控，并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持战略稳定、人工智能治理等问题上吸引中俄参与，强化西方对两国的规则约束，避免其在关键领域与西方形成对抗。
从政策实践来看，美方上述这些思路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交替、叠加使用中形成复杂的混合状态，一方面在欧洲和亚太地区不断形成各类“小多边”安全机制和推动供应链重组计划，另一方面是围绕所谓“动荡轴心”“事实同盟”等的鼓噪和抹黑从未停止。尽管如此，这些策略并未如预期般奏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俄双边关系的深化，并促使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机制等多边合作框架内的互动日益密切。
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纵观冷战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中俄关系发展轨迹，两国从未设定某个“共同对手”或假想敌，没有将其他某一国或某组双边关系作为深化中俄战略协作的“动力”，而是不断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强调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性质。两国的战略合作并不依赖外部压力，更多是源于彼此的共同利益与发展需求。
虽然美方对于中俄关系多有攻击抹黑，但中国仍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强调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同时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即便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俄美关系已触及冷战结束以来冰点的背景下，俄罗斯依然认为自己与西方并非“敌我对立”关系。2023年3月出台的第六版《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提出，俄罗斯不认为自己是西方的敌人，也没有与西方隔绝，对西方没有敌意……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彼此利益的原则指导下，俄罗斯愿意开展对话与合作。在实践中，中俄从未通过对立来强化上合组织、金砖机制等多边合作平台，而是强调这些合作的“非西方”制度性探索价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渐进式改革。
归根结底，美国战略界一些人对中俄关系的误判与焦虑，源自对世界多极化进程的迟滞反应以及对“战略大三角”冷战遗留思维的执念。尽管中俄在多个联合声明中强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影响，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但“战略大三角”依然被美战略界一些人视为处理中俄关系的参照物。在那些人看来，中俄联手意味着“大三角”的力量均势被打破，将严重损害作为另一方的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
然而，随着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新动能。任何通过“双重遏制”强化对抗或通过“分化离间”制造分裂的战略思维，都早已经不合时宜。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力量构建公正合理的多极世界，才是中俄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国际愿景。在这种背景下，固守“战略大三角”这一过时的框架来解读中俄关系，显然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的错误做法。（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