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涛 李珊珊 仲伟东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次产业间应当呈现怎样的比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从先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的两种经典模式看，结合经典工业化理论的解释困境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合理优化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的内在规定性，到2035年我国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优化将保持第一产业占比稳步下降至5%左右；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维持第二产业占比在35%左右；保持第三产业占比在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在60%以上。为此，必须构建目标导向下三次产业间比例结构合理化的系统性措施体系；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不断推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水平为抓手，进一步夯实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根基。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制造业比重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4）08-0023-1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关于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在过去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中也有体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复杂交织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方国家继20世纪后期“去工业化”后，在21世纪10年代以来再次选择“制造业回流”，充分证明了基于三次产业之间顺次演进的传统工业化理论和发展模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视角。[1]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不能承袭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道路，而必须努力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具有坚强农业和制造业“底座”的产业比例关系模式。
一、先发国家推进工业化中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
基于先发工业化国家实践的经典理论均指出，三次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总体表现为沿着“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的趋势不断实现比重变化，同时，二次产业内部产生分化，着重表现为工业内部从轻工业主导转向重工业主导，如威廉·配第—克拉克定理（1940）、库兹涅茨产业结构理论（1941）以及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1986）。基于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的中枢作用，如果以第二产业增加值稳定占GDP比重的均值作为标准，笔者研究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演进的实践轨迹后发现，先发工业化国家的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典型模式，即“20”模式和“30”模式。
（一）“20”模式
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先发国家总是将其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作为后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范本。迄今，这三个国家的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表现出鲜明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0%以下的特点，可横向归纳为“20”模式。该模式集中体现了第一梯队先发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现代化优势一直保持至今，有着极具特色的历史表现。
总体来看，“20”模式主要是依靠“去工业化”实现了三次产业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优化升级。21世纪以来结构基本稳定，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二八”分，即第二、三产业几乎以20%以下和75%以上的增加值比例分割总体产业，第一产业占比较小且基本在1%左右。从图1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国家人均GDP都达到了2万美元以上的水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在60%以上、第二产业的变化趋势整体下滑，特别是从1990年开始，三国第二产业变化更是显著趋同，基本稳定在25%以下的水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英国和法国第二产业GDP占比趋势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分别从2008年20.79%、19.99%和18.81%缓慢下降至2022年18.01%、16.68%和17.38%，均收敛于20%之内。
图1 1970-2022中国与美、英、法第二产业的GDP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明显的同时，三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高占比增长带来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例如，美国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47年9.3:37.7:53变动到2022年1.05:18.01:80.94。与此同时，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就业占比与增加值占GDP比重呈同向变化趋势。仅过去30年里，美国第二产业劳动力就业占比从23.93%跌落到19.28%。同时，英国变化更为明显，从1970年到2022年，第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从42.1:55.07变化为16.68:72.17，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25.42%。而在同时期内，法国第三产业占比在上升了16.48%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下降了11.67%。
制造业是第二产业的核心。一方面，该模式下制造业产业转移现象普遍且彻底，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总体不高且下降趋势明显，美国、英国和法国三国几乎都是在制造业GDP占比突破20%时下降，至今维持在10%以下的水平。另一方面，其制造业劳动力就业占比虽然小，却能支撑起制造业产值，可以看出“20”模式的制造业现代化水平较高。根据国际统计年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工业占比从1947 年的 77.7%滑落到2021年的59.8%，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工业占比也从1970年的69.1%逐年下降到2021年的51.6%。21世纪的前二十年英国和法国的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工业占比也分别下降了18.5%和11.9%。
（二）“30”模式
“30”模式描述的是以德国、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先发国家在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演进上的轨迹。虽然三国在工业化推进时间上不尽相同，但均形成较为稳定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0%的相似趋势，即“30”模式。且该模式与“美英法”模式在时间上有继起性，纵向对比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结构现代化实践中的规律传承性和时代性。
在“30”模式国家的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有着较为清晰的人均GDP“3万”特征，即当德国、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时，第二产业增加值几乎都处在占GDP比重达到34%的相似水平，后基本稳定在30%左右。如图2所示，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德、日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稳定下降，还是韩国该比重的迅速上升，都在1990年至今的30年来稳定在25%到35%的区间内。
图2 1970-2022年中国与德、日、韩第二产业的GDP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30”模式国家的产业间结构关系呈现出“三二一”的态势，但去工业化趋势不明显，无论是第二产业增加值的GDP占比还是劳动力占比并没有出现急速下降的情况。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后“30”模式国家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占比为33%，而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60%的占比均值和17%的平均上升幅度。具体来看，德国与日本的第二产业占比变化较为相似，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与第三产业占比呈现“五五”分，之后开始分化，第二产业占比缓慢下降，分别在1995年和2004年跌破并稳定在30%左右，且从1991年到2022年，劳动力占比分别出现12.34%和11.05%的下降幅度。除此之外，从1970年开始，德国和韩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开始从48%的占比水平逐渐攀升，到了2022年分别为66.66%和62.71%，达到了17%的平均涨幅，劳动力就业占比从1990年的57.1%和47.68%分别升至71.88%和70.11%。
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看，虽然随着工业化阶段的变迁，“30”模式国家出现了下降趋势，但仍保持了高于“20”模式国家的态势，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对本国工业的支柱作用。[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日韩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上控制在4%以内的较小下降幅度，其中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均值分别为21.1%和20.3%，韩国稍高为25.7%。除此之外，制造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随制造业占比略有下降但基本可控，在最近20年内，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就业占比平均下降幅度分别为3.3%和3.4%，下降比例较大的韩国也不超过4.5%。值得注意的是，“30”模式中，典型国家的制造业结构在后工业化时代较为相似，如德国在1991年突破3万美元人均GDP，其制造业GDP占比为24.85%，同样日本和韩国在同等人均GDP水平下其制造业占比分别为23.47%和24.7%。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优化的理论逻辑
当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决定了我国不能沿袭先发工业化国家所派生出的“标准”比例关系模式，我们需要中国特色的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尤其是在传统工业化理论难以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产业革命新浪潮进行有效解释的情况下，需要探索优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三次产业比例关系的全新理论逻辑。
（一）经典工业化理论的解释困境
二战后的全球工业化，是在两大相互独立阵营内分别推进的。一是以中国和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受西方国家封锁的影响，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期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和国防工业的有效发展。该工业化战略选择具有自身内在逻辑性，但不符合工业化自身规律的共同特征。二是以欧日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工业化。其工业化基本遵循了“轻工业化→重化工业化”的一般规律，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同时，体现出了两大特征：第一，工业化的主战场为欧洲和日本① ；第二，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推动产业国际转移② 。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欧日美等国家和地区完成了这一轮工业化进程。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为代表的经典理论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共同规律的，但由于这些理论均是基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和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创新成果，特别是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它们对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工业化新现象难以进行解释和指导。
1.如何认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工业振兴计划？
一方面，源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实践的经典工业化理论，都以服务业主导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目标蓝图，这在缺乏重大科技或产业创新创造出全新物质消费产品的情况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另一方面，伴随全球化分工日益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迈向“产品内分工”，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出现了大规模向后进工业化国家转移的趋势。在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范围内主流生产关系，且先发工业化国家对后进工业化国家的制造能力有足够的掌控力的情况下，实现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对发达国家而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然而，服务部门在本质上诞生于物质生产部门对专业化、高效率的迫切需求，发展于物质生产部门在技术市场和全球化的持续进步，不可独立于物质生产过程之外，虽然重要但无法替代工业部门成为经济的核心支柱。[3] 20世纪后期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去工业化”，引发了日益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经济“脱实向虚”、收入不平等和就业不充分等经济社会问题。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提出“再工业化”和先进制造业振兴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日本连续发布23份“制造业白皮书”① ，并提出“社会5.0”战略；韩国提出“智能工厂”战略等。这些全新现象在经典工业化理论中找不到相关论述，但它们是先发工业化国家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2.如何认识重化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兴起及其与传统工业化的耦合现象？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迈向了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大国工业化一般规律的“轻工业化→重化工业化”进程②。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逐步进入重化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可以说，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内，经典工业化理论对我国工业化实践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然而，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革命③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萌芽期④和初步成长期⑤，在21世纪10年代之后进入快速成长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不仅出现了传统工业化和全新产业发展同步推进的耦合现象，而且更长时期内还要和未来产业进行深度融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全球激烈竞争中开始崭露头角。[4]特别地，大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从研发、设计到制造，乃至全球分工趋势，尽管其知识密集度在大幅度提升，但仍经常呈现出类似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特征。我国不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
3.如何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统筹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呈现第一产业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降、第三产业逐年上升的变动趋势。如图3所示，第一、二、三产业GDP占比已从1978年的27.7%:47.7%:24.6%演变至2023年的7.1%:38.3%:54.6%，在变动趋势上基本符合传统工业化理论的特征。然而，传统工业化理论适配于几乎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进程，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兼具社会主义特色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需要对传统工业化理论增加新的理论注脚。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部分西方国家“围追堵截”的双重压力，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同时，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间比例关系的相机协调存在一定风险，第二、三产业GDP占比从2012年的45.4%:45.5%演变到2023年的38.3%:54.6%，第三产业GDP占比增幅较第二产业GDP占比降幅更明显，这对如何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维持高水平安全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间比例关系出现过度的非均衡性“失速现象”将可能引发一定风险。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合理优化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的内在规定性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即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
人口规模庞大决定着第一次产业占比必须坚持“中国式”的内在要求。国际经验表明，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不断向着“工业”主导和“服务业”主导演进，是人口大国推进现代化的一般性特征。然而，这一演进过程，又因各国具体国情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比例关系模式。例如，在耕地资源禀赋更为优越、农业科技更为先进，以及深度把控全球化分工主导权的情况下，大多数发达国家大都将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下。但对人口规模特别巨大的中国而言，加之耕地资源禀赋相对弱化① 、农业科技在短期内难以赶超等因素的影响，粮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和重要。为此，第一次产业增加值占比的下降，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和构建中国“底线标准”，这是“中国式”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的内在要求。
必须坚持实体经济为主导，以制造业为核心，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经典工业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产业结构蓝图是以第三产业为核心，部分发达国家也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其“制造业腾退”后引起的产业空心化和产业安全问题积弊已久。实体经济作为产业链供应链的链接枢纽，一方面以其独有的资本累积促进作用惠及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通过催生大量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为现代服务业提供发展土壤，在产业结构中举足轻重。传统制造业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5]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与核心，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在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中必须保证其合理占比，统筹做好升级传统制造业和培育先进制造业。而当前部分国家的“产业回流”和“再工业化”引起全球产业结构重新布局，我国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底线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6]因此，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中制造业的核心地位和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是合理优化“中国式”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的根基。
必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突出科技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合理优化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的内在动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这是由传统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弊病与国际竞争的加剧所要求的。[7]一方面，始于改革开放的传统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大规模简单劳动力、低成本要素和投资、低技术低附加值劳动工具和产品、高度消耗资源能源来驱动，科技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偏低① 。因此传统生产力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如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金融风险、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等。另一方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各国围绕科技与产业、人力资本、体制与机制等的竞争日趋激烈② 。对此，为适应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打造新优势，我国必须要不断开辟新赛道，坚持以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以创新奠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的合理优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合理优化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的总体趋势
在满足工业化一般规律、符合当前技术革命时代特征和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预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将按照以下趋势发展：激活第一产业、保持占比稳步下降，做强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维持比重稳定，开放第三产业、减缓上升速度。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③。虽然先进工业化国家无论“20”模式还是“30”模式都将第一产业占比控制在3%以下，但农业是我国产业发展基础，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来说，确保粮食安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因此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的下降，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构建中国“底线标准”，到2035年将第一产业占比维持在5%左右，确保粮食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筑牢安全屏障。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必须“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随着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有必要确定一条“安全底线”。[8]在考虑西方国家封锁围堵制裁的极端情形下，形成立足国情彰显优势的“35”模式比较适宜，即到2035年将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维持在35%左右。此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不仅仅要从数值上反映指标变化，更要从效率效益、结构优化、创新能力、“卡脖子”技术突破等方面来体现质量上的进步，到2035年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宜为70%左右，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根基。
现代化的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大多数传统服务业的效率低于制造业，且有更高劳动密集和更低资本密集特征，表现出虚高的利润率但波动巨大，真正创造的价值也不大，服务业比重偏高造成整体经济效率下降由来已久① 。因此，有必要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确定一条“安全上限”，在不影响服务业新体系建设的情况下适当减缓服务业升重幅度，到2035年占比尽量保持在60%左右。与此同时，建设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必须坚持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价值链的诸多增值环节，到2035年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应达到60%以上，最终在2035年达到第二产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70%左右，这样才能实现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制造业为重心的制造强国发展目标。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优化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的现实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出了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所必须的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为此，一方面，必须构建目标导向下三次产业间比例结构合理化的系统性措施体系，另一方面，必须不断推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增强其安全韧性水平。
（一）构建目标导向下三次产业间比例结构合理化的系统性措施体系
面向二〇三五年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三次产业间比例关系，其合理优化的关键在于以系统性措施体系提高各产业个体效率和深化整体融合。为此，既要三管齐下，筑牢农业之基、夯实工业之柱、稳固服务之翼，又要加大三次产业融合力度、形成三产互促的良性循环。
第一产业以“激活农业”为主题，夯实体系基础。一方面要培育农业经营新生态，激发农业现代化新活力。合理扩大农业经营主体范围，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新型经营模式，继续完善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赋能乡村振兴。[9]另一方面要以科技融入农业，引导农业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和管理数据化。升级农业生产设备，提高农业从种植、仓储、物流、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条运作效率；加速传统农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配套搭建起农业现代化需要的水利、运输、监测等一体化服务平台，塑造现代农业新面貌。同时推动农旅融合产业项目的数字化建设，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三产数字化融合，从而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
第二产业以“先进制造”为宗旨，增效创新生产。工业是第二产业的核心，而制造业是工业的灵魂。首先要建设高水平实验室体系，塑造科技与产业创新高地。应立足全球制造业前沿发展现状，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超精密加工、仿生技术等技术领域超前布局，以国家级实验室牵头引领制造企业从 “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实现制造业内部体系重塑，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10]其次要构建“专精特新”企业联盟生态体系，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整合并挖掘中小企业精品资源，鼓励以国际先进样本打造品牌，以技术进步塑造新优势，系统引导中小企业发展转型。最后要优化制造业布局，引导制造业向中小城市下沉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利用好县域人力资源、地区产业基础等资源禀赋，将制造业的均衡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紧密结合，充分吸取本土优势资源，培育自给自足的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
第三产业以“构建优质高效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导向，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深度融合。[11]一方面，要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以专业化、协同化、智能化为方向，完善研发设计、产业技术基础、协同制造、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增值服务和融资租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促进制造业企业从单纯的制造端向产业链前端延伸、向产业链后端拓展。[12]另一方面要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重点解决农业劳动力减少、服务组织规模小实力弱等问题，在服务技术、服务产品、服务方式、专业化程度、服务市场等方面进行农业服务业变革创新，引领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和绿色化。此外还要加强服务业自身融合创新，提高产业创新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增强全产业链优势，建设服务业新体系。
（二）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不断推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或者说，新质生产力最终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表现形式。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先进制造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低碳产业等实体产业的发展，不仅将为一次产业和二次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进一步奠定先进生产力基础，不断将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引向深入，亦将极大地拓展三次产业理论的内涵和外延。
今后一个时期，要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强化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要统筹布局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应用的全链条体系，政府牵头为基础研究成果提供孵化场地和资金，疏通初创企业商业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提高衔接的紧密度和转化的效率性。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保障创新资源的高质量供给，促进创新资源聚集、供需匹配和优势结合，完善产业重点领域项目、平台、人才、资金一体化的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构建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在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以政府、市场、社会为联合主体，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等多种手段，构造从产权创造、产权投入到产权保护和产权监督等全方位一体化管理体系。
（三）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为抓手，不断夯实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根基
深入实施全产业链条“补板优板”政策，着力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形成“补全—延长—提升—开辟”的长效循环机制。首先，拉长长板以稳住传统产业链基础优势，突破传统产业“低端锁定”作为首要目标，聚焦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加速构建制造业创新共享平台，为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应用和新知识产权保护等多元化服务提供全方位优化基础设施保障。其次，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点空缺领域补全短板，着力攻克产业链的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攻关力度，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最后，应用数字技术促进产业链转型升级，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集成、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有效提升应变能力，确保供应链企业能迅速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进而提升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冲击的能力。[13]
推动产业体系分散化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对于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能源、原材料、基础材料和部分产业领域，一方面要提高国内产业的自给自足能力，以降低对外进口依赖；另一方面要加速分散化布局以降低进口集中度，提高应对风险的多元替代应变能力。应根据各省区市的产业优势和区位特点，合理规划和科学布局产业发展。同时，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优化重组，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合作，立足东盟国家与我国的互补性资源禀赋和地理优势，打造紧密产业贸易伙伴关系，构建长期稳定的多级多维合作关系，拓展产业国际发展空间，提升产业竞争能力。[14]
加速搭建产业链供应链动态管理体系，科学化畅通链条运行通道。明确市场和政府在产业链供应链资源分配中的职能边界，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有效性，确保其在配置资源上起决定性作用，规范竞争环境促进地区间和主体间的资源流动和信息沟通，通过各种要素在收益率不同的产业链高效自动分配，实现更高质量的产业链均衡。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期和中长期安全布局。短期内，要瞄准“掉链子”环节和“卡脖子”技术，集中力量尽快补链和突破技术壁垒，避免因为某一环节堵塞或缺失影响相关产业升级。中长期内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体系构建，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开展国际治理和规则合作，积极参与、引领和主导产业链供应链相关的技术标准、产品标准和监管标准等规则的制定。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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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经济结构优化研究”（22STA038）。
[作者简介] 李江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珊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仲伟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202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6.2%。
①这主要是由于欧洲和日本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后所创造的工业化成果基本被消耗殆尽。
②对美国而言，二战没有对其之前的工业化成果造成损失，反而得以进一步壮大，使其成为工业化成果的扩散源。
①2002-2023年日本政府发布23份《制造业白皮书》，该白皮书由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共同撰写。
②20世纪80-90年代为轻工业化阶段。2001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标志着我国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
③当前，关于科技革命的阶段划分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二进制记数系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根本性标志。没有信息技术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一系列领域就不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
④20世纪40-80年代。
⑤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①根据2021年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为世界人均耕地的27.7%，为美国的12.8%，为印度的45.5%。
①2012年我国全社会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仅为1.9%。
②例如，为提前布局未来产业，美国出台《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德国出台《未来研究与创新战略》，英国发布《科学技术框架》，欧盟委员会提出《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等战略安排。
③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①即鲍莫尔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