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前往东京参访交流，这也是因新冠疫情而时隔几年后笔者再次来到日本。结合长期以来的跟踪研究和过去访问日本的切身感受，这次东京或者说日本给我的观感可以用“在细节处见变化”来形容。
首先，疫情对东京及日本的影响还在延续，至少目前经济情况还未恢复至疫情前的总体水平。东京街头已经人头攒动，商场、餐馆、酒馆等营业场所顾客也有不少，但营业时间较疫情前明显缩短，现在仍未恢复。大小商场的关门时间普遍由过去的晚上10点提前至9点，有的甚至提前到了8点；部分餐馆或酒馆营业结束时间也大幅提前，一些店面不到10点就开始发“逐客令”，这在疫情前是难以想象的情况。
其次，国外游客或打工者明显增多，甚至是几何级倍增。较之疫情前，东京、大阪等地的国外游客或打工者都呈增长态势，来源地也更广泛、多元，这从他们的肤色样貌等便可一目了然。走进便利店、超市或餐馆，可以发现多数打工者来自印度、缅甸、越南、尼泊尔等南亚或东南亚国家，这些人日语不是很流利，有时甚至需要用英语来做辅助交流；走进商场或药妆店等，很多店员来自中国，因此中国顾客几乎可以实现“语言无障碍”的交流及购物；行走在路上，不时可以听到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等不同种类外语，这种情况不仅限于景点，市中心的普通道路上也常有此场景。这从侧面反映出日本在疫情后加大力度吸引游客所取得的成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外国游客，东京等一些大城市正在加快推进和普及多语种标识，除了本国语言日语，汉语、英语、韩语等都成为能见度较高的“通用语言”。在乘坐地铁或电车等公共交通时，随处可见由中、英、日、韩四种语言标识的站名与路线图等，车厢广播里也会循环以上语言播报的站名及提醒事宜。这些都极大提升了日本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国外游客的便利度和体验感。
再者，日本的空调使用强度普遍降低了。不管乘坐公共交通还是拜访日本政府部门、企业等相关机构，均能感受到空调使用强度明显下降。实际上，2011年“3·11”大地震并引发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国内就开始出现较大范围的能源供给不足，尤其是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因直接隶属东京电力公司供电范围，所受影响尤甚。近些年来，能源供给不足问题非但没能缓解反而有所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俄乌冲突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价格上涨等有关。
具体而言，日本地铁或电车里仍会区分“弱冷”“强冷”，但“弱冷”车厢有所增多，而且“强冷”车厢也失去了以往那种冷到让人打哆嗦的劲儿。日本的政府部门及公司等机构内部，空调温度基本固定在27摄氏度上下，没有了以往那种飕飕凉意，有时穿着正装行走其间甚至还会产生些许燥热，不少人要卸下领带放松领口来“自我降温”。中午时分，笔者行走在日本中央政府所在的东京霞关附近，发现在附近工作的很多人都是穿着衬衫或其他简单轻薄的工装，脖子上大都只挂着所属部门的公务员工牌，明显少了一根长长的领带，这与过去基本上是清一色西装加领带的“霞关景象”反差挺大。
综观而言，较之疫情之前，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确实呈现出不少变化。一方面，日本能源供给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相反还有加剧之势。这一矛盾也在不同层面影响着日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从转向“去领带化”或简便化的着装风格，到公共场所空调强度普遍减弱等，都体现出日本在能源供给方面面临的窘迫境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着日本民众传统上的“岛国危机意识”和对未来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担忧。近些年来经济安全议题在日本国内遽然兴起并持续“泛化”，除了右翼政客渲染炒作并加以利用，或许也与能源供需失衡使日本社会的危机感加剧有关。
另一方面，较之长期以来“单一民族国家”的形象，日本社会表现出了更多的开放和多元。虽然这种开放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被迫无奈，是为应对国内“少子高龄化”加剧和劳动力不足等在社会和经济运行层面引发的结构性问题，但当前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接纳和包容程度确实达到“空前水平”，外国人口比例也在明显增长。根据日本总务省今年4月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10月1日，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为1.24352亿，较上年同期减少59.5万人，连续13年减少；与此同时，在日外国人为315.9万，增加24.3万，成为缓解日本总人口下降速度的支撑因素之一。
由此可见，日本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某种系统性变化，尽管表现还不特别显著，但相关趋势已然形成。未来是否会在更大程度上接纳外国劳工甚至对外开放移民政策等，正在成为日本人口政策的悬念之一。一旦日本在这方面政策步伐加大，无疑会对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产生更大影响。（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