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多年前，秦国国君秦孝公励精图治，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君书·定分》记载了秦孝公与商鞅的一段对话。“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秦孝公这一问具体地说，包括如何使官吏和民众知晓法令，整齐划一地遵守法令，没有偏私地运用法令等方面。这是千百年来世界各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被当代学者称之为“孝公难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从当时商鞅的回答和后来的变法实践来看，从先秦法家的思想来看，主要有以下主张和举措：
一是“法莫如显”。法家主张，法令要明白易知，并公布于世，这是让人们知晓法令的前提。商鞅认为，法令不能针对智识上等的少数人制定和表达，而应该针对一般人，使智愚一体明了。韩非认为，“法者，编著于图藉，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
二是“为法令置官置吏”。商鞅清醒地意识到法令文本中的“名”与现实生活中的“实”经常存在悬隔，仅靠明白易知的法令文本还远远不够，还要设置专门官吏掌管法令。他们是人们行为标准的提供者，其职责是准确而统一地宣传普及、解释传授法令，扮演着“天下师”“定名分”的重要角色。因此，他们应由天子直接任命，并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
三是“信赏必罚”。让人们认知法令易，认同法令难；认知法令只是遵守法令的基础，认同法令才是遵守法令的关键。而这种认同感主要不是来自说教，而是来自实践，是“信赏必罚”的执法本身让人感受到法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从而认同法令、相信法令。商鞅、韩非等先秦法家代表很早就认识到这些，因而强调“信”和“必”。如果说“徙木立信”是“赏善不遗匹夫”，那么“太子犯法，刑其师傅”就是“刑过不避大臣”。“信”体现了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法治精神，而“必”使罪错和处罚建立了必定性、有效性的联系，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行为人的侥幸逃脱心理。换言之，“信”就是最大的“公”，“必”就是最大的“严”。
四是“明主任法去私”。商鞅认为，要让吏民一体遵行法令、无私运用法令，君主必须带头守法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他把以权谋私的官吏看作国之蠹虫，认为“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是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法家力推“法治”，一方面，认为法自君出，君主超越法律之上，是“缘法而治”的行“权”者，变法须借助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又主张君主要严格信守法令，不能在权力运行中拥有超越法律之外的随意擅断，后世有人甚至提出了“从君之法而不从君之意”主张。在这一点上，法家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事实上，法家没有也不可能把君权关进法律的笼子，“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在绝大多数时候只是虚愿而已。
千百年来，法治的脚步从未停止。随着唐朝礼与法的完美结合，中华法制文明走向辉煌，对破解“孝公难题”从实践和理论上都提供了诸多历史经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法源由出自君主转变为出自人民，全社会自觉守法有了根本制度保障和坚实基础。近四十年的全民普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成为人类法治史上的一大创举，新时代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生动实践为破解“孝公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