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一起作为西方对华话语中的高频词交替出现。其逻辑在于西方霸权国家认为中国对其全球霸权地位构成“威胁”，如果这一“威胁”持续存在，那么西方霸权国家便“希望”中国早日“崩溃”。所以，与其将西方霸权国家炮制的“中国崩溃论”视为一种对事实的误判，不如将其视为一种与事实无关的主观意愿表达。

　　近期，外交部发言人针对西方再次唱响的“中国崩溃论”，摆事实讲道理，指出“中国经济没有崩溃，反倒是‘中国崩溃论’屡屡崩溃”。新华社记者也撰文分析道：这仍是过去几十年来多次出现并最终被事实反复打脸的所谓“中国崩溃论”闹剧的延续，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必定让“中国经济崩溃论”再度“崩溃”。一些对历史和当下的事实有着客观认知的国际人士也意识到：鼓噪“中国崩溃论”只会被现实打脸。

　　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虽然“中国崩溃论”早已多次崩溃，但又总是再度“厚着脸皮”沉渣泛起，甚至毫无新意，居然每次还能引起国际舆论风波，引起我方高度关注。这种过程性现象值得我们在更高维度和更深层次上进行思考：“如何才能使得‘中国崩溃论’最后一次崩溃？”我们不应只满足于“中国崩溃论”的反复崩溃，而应使其从“存在”永远地退居“曾经存在”。

　　对上述过程性现象的一种理论解释是，西方霸权国家将“中国崩溃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攻击工具，一方面扰乱中国国内的思想场域，另一方面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不断抛出“中国崩溃论”是一种类似“上兵伐谋”的策略，是服务于西方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认识到“中国崩溃论”是西方霸权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工具，已能够帮助我们在认知心态上达到“平视”西方霸权的阶段。只要能够做到“我自岿然不动”，西方霸权的“中国崩溃论”就不能通过“干扰国内信心”的机制促成“预期的自我实现”。

　　然而，依照同样的逻辑，在西方霸权国家还具有与中国进行对抗的意愿和能力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从事实，尤其是从经济发展事实出发，去回击“中国崩溃论”的理论造谣，是难以从根本上避免下一轮的“中国崩溃论”的。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我们需要反复应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交替攻击，这无疑会分散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注意力，消耗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精神能量。那么，我们能否对“中国崩溃论”实现釜底抽薪式的思想反击？为此，我们需要看透西方“中国崩溃论”的意识起源。

　　在第一层次，“中国崩溃论”起源于西方的霸权意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的变化历史，我们发现在中美经济合作的蜜月期，西方霸权炮制的流行观点是“中美夫妻论”，这虽然在表面上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截然不同，但都以西方霸权意识为思维底层。简言之，西方霸权以自我为世界的中心，如果他国满足其利益需求，就以“夫妻论”对他国进行理论迷惑，如果他国不满足其利益需求，就对他国进行污名化，甚至直接实施实质性的战略打压。我们看到，西方的霸权意识是很狭隘的。

　　在第二层次，起源于沉重的崩溃史记忆。欧洲自罗马崩溃后，就长期处于内部分裂的状态，再未复现大一统局面。内部分裂的西方文明长期处于对罗马荣光的追思怀念和对罗马崩溃的痛苦回味中。长期的内部分裂又和极易形变的字母文字交互作用，使视野意识不断狭域化，继而对异己的文明产生更强的排斥性，构型了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思维。虽然西方文明通过殖民在北美大陆复刻自身，在一定形式上实现了罗马的再现，然而美国的建国史就同时是土著文明的崩溃史。西方文明始终存在于“崩溃”的阴影下，盛行“末日”情节，不能想象出如何在不使他者崩溃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不崩溃。西方霸权的狭隘性出自于对崩溃的本能恐惧。

　　所以，虽然鼓吹的是“中国崩溃论”，实际上担忧的是“美国崩溃”。预言到苏联解体的西方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加尔通教授就曾出版著作《美帝国的崩溃》，反映了西方霸权的自我意识。所谓“中国崩溃论”实为西方霸权的主体性崩溃意识的对外投射。对比而言，自炎黄伊始，虽历经多次改朝换代，但中国始终能复归统一。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从未经历过罗马式的不可逆的崩溃，我们没有主体性文明倾覆式毁灭的历史记忆。

　　按理说，既然我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文明崩溃史，我们本不会对“崩溃”一词有强烈的情感反应。但近代以来，中国文明遭遇自信危机，西方文明得以在中国土壤扎根，也在我们的意识中植入了“崩溃”概念元素，我们在对自身的历史叙述中甚至使用了“崩溃边缘”这样的语词。这就为西方的“中国崩溃论”提供了内部的意识接口。甚至在言说“中国崩溃论”的“崩溃”时，我们也在一定意义上不自觉地掉入西方话语陷阱。这就提示我们用西方话语反驳西方话语，并不是最优话语选择。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治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