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关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进出北大校门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也再次引发了关于大学校门开放的讨论。

　　据李植介绍，北京大学现在进出校门要刷脸，但是他没有授权学校使用他的人脸识别信息，刷不了脸，进出学校需要门卫查验工作证后放行。因为查验工作证经常需要耗时十几秒时间，他往往直接跨过闸机栏杆就进去了，门卫大都认识他，一般不会拦截。但是最近一天入校时，保安在校园里追了他半天，跑步没追上，又骑了自行车来追。最后，以李植向保安出示工作证结束。而在出校时，又被门卫拦住要求刷脸，否则不能出校，最后他又是跨栏出校。

　　李植老师的这段描述，颇有一种滑稽的喜剧效果，人们不难脑补他和保安斗智斗勇的场景。但这幕“喜剧”依然是沉重、严肃的，这展现着学校管理的某种刚性——即便是本校老师，也不能例外，同样非常狼狈。这也让呼吁校园开放的公众更加沮丧：紧闭的校门，是那么的“神圣”，近乎不可挑战。

　　严格来说，现在很多大学校园并不算完全封闭。今年以来，在社会的呼吁下，很多大学相继打开了校门。以清华、北大为例，都开放了社会预约名额，游客可以预约进校，这也大体是其他学校的常规做法。

　　但这显然不是人们理想中的开放。无论如何，预约依然有名额限制，一些学校因为名额太少甚至催生了黄牛生意；而且入校还要经历一系列“盘查”，又是扫码又是填表。人们想象中的开放，是没有阻拦、抬脚就进，校园毫无隔阂地嵌入人们生活的空间。

　　这也并非什么痴心妄想，忆往昔，这就是曾经的常态，过去人们就是这么自如地穿梭于校园的。比如李植老师说，在2008年以前，北京大学就是完全开放的。笔者也记得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和隔壁学校同学走动是那么随意——同学一个信息，说“踢球缺人”，我骑个自行车就赶去，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

　　其实大学开放，大学本身也是受益者。就以非常具体的讲座、研讨、招聘会等社会活动为例，校门重重阻隔，人们进出手续繁杂，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大门打开了，学校和社会才能实现充分的信息、资源流动。

　　但或许是因为疫情期间的管理惯性，“严格管理”的模式被留了下来，校园开放始终没有回到当初的状态。哪怕校门打开了，也总是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当然，客观上要承认，大学尤其是知名学校确实面临一些管理难题，比如担忧教学秩序、师生安全等。

　　但这些问题，也未必没有精细化的解决方案。比如秩序问题，哪怕大门敞开，但在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食堂等较为关键的设施设置门禁，就可以挡住游客，保障师生的教学、生活不受影响。

　　再比如安全问题，这是不是需要通过大门紧闭来实现，也值得打个问号。社会上随意进出的公共区域很多，商场、小区、公园等等，难道这些地方安全就没有保障，就比学校“凶险万分”？显然，这个因果联系恐怕难以成立。对于担心安全的学校来说，把封堵校门的安保人员分散配置到校园里面去，并加强巡视巡逻，何尝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还有论者指出，国外很多知名大学都是开放的，甚至连校门都没有。笔者上个月也参观了一所国外名校，出了地铁站就直接进了校园。但校园也并非完全不设防，比如笔者可以进图书馆的展示室参观校史，但无法进入阅览室借阅图书。这些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也不妨作为国内高校的参考。

　　从理论上讲，以公共财政作为支撑的公立大学，它们将自己封闭于公共空间之外，合理性未免有不足的。教育部于今年7月曾发布通知，鼓励高等学校、高科技企业、制造企业等向社会开放参观，主动服务全民学习。学校是一种社会资源，理当有反哺社会的义务，校园的物理空间，当然也有向社会开放的必要，这本身是大学“服务社会”的题中之义。

　　目前，也有一些学校实现了完全开放，比如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等，都可以自由进入、无需预约。这些学校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也说明大学开放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大学开放与否，其实也是大学精神的一个折射：大学的“大”，当然是海纳百川、包容万有的意思，这才是理想中大学的样子。无论如何，大学都应当理解公众的期待，也审视自身的管理措施，哪怕无法一步到位，至少方向也应该明确——大学校门，应当越开越大。

　　(作者是知名媒体评论员）